八十年代初，一部刘晓庆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在全国热映，亿万观众记住了影片中那个对西方列强悲壮作战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然而，关于他的出生与灭亡，仍然有很多读者并不了解。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初五， 内蒙古的哲里木盟科尔沁科左翼后旗的一片草地上，羊倌德力格尔像平时一样安静的放羊。突然有人来报喜，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
德力格尔也是黄金家族的子孙，爵位是四等台吉。但成吉思汗的子孙众多，德力格尔只是属于边缘群体。他家境十分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常年给别人放羊。由此，得了个外号“雅马台吉”，意思是放羊的穷台吉。
但德力格尔仍然郑重的给两个刚出生的儿子起了好名字。大的叫“朗布林沁”，宝贝大象的意思；小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僧格林沁”，宝贝狮子的意思。兄弟俩都是用藏语起的名字，因为当时的蒙古人都信仰喇嘛教，认为用藏语起一个和喇嘛教有联系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宁。而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表示踏踏实实的生活、修行。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表示智勇兼备，能破除一切烦恼。
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原本贫困的家庭，由于又多了两口人，生活更加艰难。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僧格林沁9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放羊。12岁时，僧格林沁当喇嘛的伯父布和特木尔，将他带到当地的郡王喇嘛庙开始了小喇嘛的生涯。一则可以为家里人积功德，二则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正常的情况下，僧格林沁会在青灯古佛下过一生。谁也没想到，三年后，僧格林沁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的远方族叔、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逝。
索郡王是最早归顺努尔哈赤的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嫡系子孙。因为明安子孙世代与清廷皇族联姻，地位高贵显赫。他的妻子便是嘉庆皇帝的亲女儿和硕庄敬公主。
但公主只为索郡王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今病逝，谁来继承王位成了一个大难题。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荣华富贵，同族的子孙们各显其能的疏通关系，希望能得偿所愿。
在这片纷纷扰扰中，和硕庄敬公主有一天忽然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老喇嘛送来一只黑虎，说：“把他还给主人家，您要好好的对待他。”公主惊醒。第二天，果然有一个老喇嘛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公主的住所，他就是15岁的僧格林沁。
公主十分惊讶，便与道光帝说起这件事。道光帝亲自面试，见僧格林沁仪表非凡，便立为公主的养子。于是，僧格林沁蓄起了头发，成为新一代札萨克郡王。
这样的转变，对僧格林沁而言简直是一步登天。从社会的底层，一跃成为多罗郡王，皇亲国戚。在这一转折中，僧格林沁的伯父布和特木尔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为经常去王府做法事，布和特木尔与王府的侧福晋关系密切，又买通了公主身边的太监、宫女，第一时间获得了公主做梦的确切消息，才给僧格林沁创造出这个继承王位的机会。
从此，僧格林沁离开了科尔沁草原，进入北京的皇宫里，作为道光帝名义上的外甥，与皇子们一起读书习武。
道光八年（1828年），僧格林沁成年。多罗贝勒文和将女儿嫁给了他。文和是康熙帝大哥福全的后人。僧格林沁与清朝皇族关系从此日益亲密，仕途相应更为坦荡。
道光十四年（1834年），僧格林沁被授予御前大臣，补授正白旗领侍卫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掌管清帝的禁卫军。不久，又调任镶白旗满洲都统。这可是只有满人才有资格担任的官职。
道光帝驾崩后，僧格林沁成为四大顾命大臣之一，从此走上了位极人臣之路。正如《清史稿》所载：僧格林沁，“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当然，僧格林沁能成为名将，不仅仅是运气好。他先后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反击英法联军入侵、镇压捻军起义中，战功无数。不但爵位从郡王升为亲王，还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
眼下，捻军的首领张洛行被僧格林沁俘获处死，捻军已经大势已去。僧格林沁最终的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在赖文光的领导下，捻军残部行踪飘忽，盘旋于兖州、沂州、曹县、济州之间，由汶上进入郓城水套，联络当地的私人武装，数量又暴增至数万人。
僧格林沁督师猛进，连续追击捻军一个多月，每天行军300余里，从河南追入山东，急行军几千里，部下人困马乏，军中怨言载道。但僧格林沁认为，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他自己也不睡不吃，累极了就下马在路边小睡片刻，喝两大杯烧酒，继续上马追击。因为疲惫之极，连马缰绳都抓不住，必须用布带把缰绳栓在肩膀上。
终于，最后的时刻来临了，清军进至曹州北高庄，捻军迎战。
捻军首领张洛行的弟弟小黑，19岁，异常骁勇，与捻军将领任柱一起猛烈攻击清军。虽然僧格林沁军队的炮弹如雨倾泄，但小黑全然不顾，与任柱带领骑兵脱衔猛冲，最后竟导致清兵大败，被捻军围困。清军没有食物，半夜突围乱战，夜黑看不清路，又逃至吴家店。
最后，僧格林沁身边还有五百亲兵红盔红甲，被称为“红孩儿”，配备大量来复枪，骁勇能战。但捻军利用一丈几尺粗细均匀的青竹，竹端安装利刃，作为特殊的长矛。红孩儿多被长矛挑死，僧格林沁也受伤。
夜晚，僧格林沁只身藏在麦田里，被十几岁的小捻军张皮绠发现杀死。那一天是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事实上，僧格林沁失败前的千里急行军，已经让清廷内部担心。同治帝下旨，告诫他要持重为戒。曾国藩也准备密奏，希望清廷下旨，命令僧格林沁的军队稍加休整，养精蓄锐。但这些都晚了，不久前线传来噩耗。
曾国藩立时派左宗棠带人寻找僧格林沁的尸体，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棺椁。恰好前来为湘军输送给养的林榆县县令于良辰在场。马上说：“我祖母的寿木是上好的满洲材，外挂两层铝被，内有床，情愿解大帅燃眉之急给僧王收尸。”如此，僧格林沁才得以体面入殓。
僧格林沁
长久以来，人们似乎习惯将僧格林沁之死归因为轻骑冒进、部队疲劳行军。其实，还有一些深层级的原因。
一是各个派系的隔阂。
僧格林沁是皇亲国戚的亲王，统领的是满蒙军队的精锐，以正统官军自居，一直看不起湘军、淮军这些地方团练性质的编外军队。他还借口团练大臣杜某打仗怯懦却经常扰民，奏劾了他的官。因此，双方存在严重的心理隔阂。
但随着僧格林沁的心腹战将接连战死，自己身边得力战将逐渐稀少。为了补充僧格林沁的军力，清廷调来湘军、淮军的著名将领。不过，因为过去的隔阂，这些将领大多持观望态度，不肯真正出力。僧格林沁也不愿意使用他们。如此，僧格林沁的实力大受影响。
二是失掉了民心。
带兵之初，僧格林沁军纪严格，严禁军队扰民。可是，僧格林沁的军队多是北方人，长时间离家远征，高度紧张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于是，为了提振士气，凝聚人心，僧格林沁也不得不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导致军队四处扰民。
在进入湖北后，僧格林沁的军队下属淫掠残暴，大肆掠夺壮丁、妇女。更可气的是，地方士绅想要求见反映相关情况，还必须向僧格林沁身边人行贿100两至400两不等的白银。而当地百姓到辕门哭诉，僧格林沁竟皱着眉头说：“北方的军队离家时间太长，你们应该迁走躲避。”
从此，僧格林沁大失民心。当时甚至有民谣：“不怕蚂蚱吃，不怕黄水淹，就怕僧王住一天。”
本来部队就是客兵，人生地疏，很多时候要依靠当地百姓提供补给、传递消息、了解地形。失去民心后，僧格林沁的军队丧失了地方的众多支持。其后期败多胜少，这是重要的原因。
三是失去了将领的拥戴。
僧格林沁为人质朴，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与普通士兵吃一样粗陋的食物，士兵都休息了，自己再休息。这些自然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官兵而言，用生命做赌注，升官发财是更实际的要求。
当时大多数的清军将领，在一次战斗后，经常夸大吹嘘属下的功劳，以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官职，更丰厚的赏赐，致使赏赐过滥。僧格林沁凡事都从国家的角度想，大力杜绝这种现象。
首先，在自己的军队中，他禁止额外的保举赏赐。僧格林沁本身比较勇敢，经常轻骑突进，官兵跟随他，冒着比别的军队更大的生命危险。现如今，更辛苦的行军，却获得比别人更少的赏赐，天长日久，属下自然暗生埋怨，战斗力受到影响。
此外，僧格林沁还经常上奏，告其他官员黑状。他认为这些官员施恩麾下的将领，以致保举的官员太多太滥。地方官吏治废弛，州县捏造灾害，私下仍征收赋税，却导致军饷不足。
例如蒙城解围时，安徽巡抚乔松年向朝廷列出一张嘉奖名单。乔松年虽然地位比僧格林沁官职低，但并不是僧格林沁的下属。对此，僧格林沁却管的太宽，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发现其中有很多冒功邀功的情况。比如：英翰是等到援军到时才移营合攻的；徐登普是捻军投降过来的，应该先免其为贼的罪行。施绍恒是僧格林沁派往的，仅过几天蒙城就解围了，并没有战功。
其实，这种冒功的情况当时非常普遍，连曾国藩也这么做，已经是一种潜规则，可是僧格林沁就这么较真。倒霉的安徽巡抚乔松年被清廷降三级留任，英翰被降五级留任。这让周边的清军和地方官对僧格林沁日益不满。
终于，人困马乏之时，突然遭遇劲敌，僧格林沁带领轻骑兵率先冲入敌阵，而其他将领还未接战，便纷纷作鸟兽散。附近的各支清军在救援上也有意行动迟缓，僧格林沁必死无疑。
抛开胜败的因素不谈，僧格林沁的个人品质有不少方面值得称道。
僧格林沁办事气切认真。在山东时，有一天一个地方官请他吃饭。刚刚入座，忽然外面人声鼎沸。僧格林沁命人打探，获悉：“某某村子，因为捻军前来抢掠，向王爷求救。”僧格林沁立即从座位上站起，叫人牵马。地方官请他稍微吃点饭再走。僧格林沁却迫不及待，将案子上几个馒头放到怀中，匆匆上马而去。
此外，僧格林沁虽然贵为亲王，却平易近人，与大小将士说话，都有笑容。每当安营扎寨后，僧格林沁经常把马鞍放到帐外，独自坐在上面一边饮酒一边吃蒸猪。经过的军人纷纷环绕着他，要肉吃。僧格林沁就一片一片地割给他们。一群刚走，另一群就来了，直到把一只蒸猪分完为止，这种情况日以为常。
而且，僧格林沁战争前后还经常巡营。不像别的将领骑着马巡视，他大多时间都是步行，陪同的将军、都统、提镇等官无不跟随步行，借此僧格林沁拉近了与士兵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