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0年代，邦纳维尔担任德国戏剧作品的翻译，其中包括歌德和席勒，1786年，邦纳维前往英国，在那里他成为伦敦共济会的成员，并出版了一本关于耶稣会对共济会渗透的著作。
逃亡路上的著作
1788年，邦纳维回到法国，1789年他作为巴黎市长的候选参与了革命，负责提议组建巴黎“卫队资产阶级”等职务，他进行了各种活动，例如在米拉波的帮助下出版了《人民论坛报》杂志。
1790年，他建立了一个旨在包容和开放的革命论坛，与雅各宾派等更排他性和封闭性的革命俱乐部形成鲜明对比。
1791年，邦纳维尔的巨著《宗教精神》出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邦纳维尔为几家与吉伦特派有关的期刊工作,他坚信，作家必须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发挥主导作用。
1792年后，邦纳维尔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在恐怖期间，邦纳维尔侥幸逃脱了断头台，可能是回到了他的家乡诺曼底。
在拿破仑统治下，邦纳维尔被怀疑从事反对派活动和批评拿破仑，例如将拿破仑与英国“独裁者”克伦威尔进行比较，并受到严格监视。
1800年，邦纳维尔的印刷机被当局没收，导致他的财务破产，他被还指控翻译托马斯·潘恩的文本《海事公约》。
1815年，邦纳维尔移民到美国，在邦纳维尔的朋友潘恩的帮助下，他的妻子和孩子自1802年以来就已经生活在那里。
1819年，邦纳维尔回到巴黎，在一家书店里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1828年去世，那时他遇到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变成了“半疯子”。
邦纳维尔的世界主义和革命生活的鼎盛时期无疑是革命十年的前半期，当时他的大部分出版物都出现了。
在拿破仑帝国和复辟君主制的保守气候中，邦纳维尔成了一个边缘人，成为了“一把被苦难和疾病扑灭的火”，然而，他的儿子本杰明的命运又恢复了，他最的儿子终成为美国军队的将军。
早在革命之前，邦纳维尔就在1787年给孔多塞的信中宣布，他计划应出版商杜兰德·内沃的要求出版《现代欧洲史》。
除了他关于欧洲历史学家的史学文章之外，邦纳维尔还在信中勾勒出他更广泛的野心，邦纳维尔写道，他有雄心壮志，用一篇关于“欧洲人的偏见”的有远见的文章来补充欧洲的基本历史。
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描绘一个光明的未来愿景， “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只有当欧洲国家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时，邦纳维尔继续沿着预言和乌托邦的脉络，允许一个“天才的人”给他们带来幸福和繁荣， “人类的敌人”将试图扑灭伏尔泰、卢梭和达朗贝尔点燃人民支持的“理性之火”。
邦纳维尔在1787年满怀希望地写道，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各国之间会有更多的团结和相互理解，由无知造成的暴政和独裁将消失。
当人们使用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依靠虚假的权威和冒名顶替者时，迷信就会结束，地球将从“昏昏欲睡”中醒来，所有人的自然平等都将恢复，包括非洲人的平等。
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社会契约将被确立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他通过撰写这本欧洲的长期政治历史所收集的经验事实，支撑了他对欧洲未来和长期发展的深奥预测。
欧洲三部曲
邦纳维尔的作品由三部组成，并面向不同的受众和理解水平，第一部分是现代欧洲帝国史事件的叙述，面向“所有阶级的人”。
这部基于罗素历史的现代欧洲政治史应该分为四个不平等且越来越短的时期：1648年从罗马帝国的沦陷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748年从威斯特伐利亚到艾克斯德拉夏贝尔和约，从1748年到1763年的巴黎和约，第四个时期是以1783年的美国独立而告终。
邦纳维尔作品的第二部分包括对“科学和艺术史”的描述，旨在为更有修养的人提供精神，重点是欧洲文明的进步。
第三部分是由“欧洲人类精神史”形成的，只是被一小群“敏感和反思的人类”所理解。欧洲历史的意义和内在机制总结在一篇文章中，对于邦纳维尔来说，对欧洲历史机制的观察是深奥的，神秘知识将以共济会的模式分层向小众圈子揭示。
有趣的是，邦纳维尔可以被视为欧洲反革命历史学家的先驱，就像约瑟夫·德·迈斯特一样，他也认为欧洲历史的内部运作是神秘和宗教知识，只能“揭示”给少数高尚和敏感的灵魂。
邦纳维尔只能实现他野心的一小部分，他参与了革命事件和革命十年的动荡，以及他同时从事多个项目的习惯，阻碍了他的计划完成。
最后邦纳维尔只出版了三卷政治历史叙事：第一卷关于从罗马帝国灭亡到100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去世的欧洲历史；第二卷始于899年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去世，并以《大宪章》（1215 年）结束；第三卷于1792年出版，记录了神圣罗马帝国从1190年开始，到1308年瑞士共和国成立的事件。
在作品开始时，邦纳维尔解释了他对欧洲历史的概念。根据邦纳维尔的说法， “欧洲”被选为他的历史主题，是因为欧洲大陆构成了“人类的主要战场”。
继罗素之后，邦纳维尔认为“人”的真实性格在“欧洲舞台”上被揭示出来。欧洲人是世界人类，欧洲历史也是一面世界历史的棱镜。
根据邦纳维尔的说法，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是全球唯一一个社会基于社会契约理念的地区。邦纳维尔的欧洲历史以法国为中心，为国家和欧洲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一个例子，这并不奇怪，他的历史始于法国君主制的历史，因为法国君主制是欧洲“最重要的君主制”，其次是西班牙的历史。
邦纳维尔明确表示，他希望他的欧洲史不仅仅是个别欧洲国家历史的汇编，他认为应该写一部取代国家历史的欧洲史。
邦纳维尔的目标是捕捉“欧洲的精神”，同样，一个好的欧洲历史学家不仅需要描述历史事件，而且还应该有雄心来解释它们背后的机制。
邦纳维尔驳斥了天意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大多数天主教历史中都很普遍，例如博苏埃。邦纳维尔没有记录所有个别事件，而是专注于现代欧洲历史上的变化时刻、革命和转折点。
他自己正在经历的革命转折点也为他的新历史出版提供了合法性。邦纳维尔并没有隐瞒他历史背后的政治议程，而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在第一卷的导言中，邦纳维尔说：“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使学者们的注意力正转向历史，这是迄今为止缺失的那段历史。”
根据邦纳维尔的说法，革命事件的转折点需要新的欧洲历史。他出版欧洲新史的计划是他对“人民之声”的回应，因此邦纳维尔的历史大部分为政治，特别是为政治转折点与欧洲历史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邦纳维尔给他的书起名《现代欧洲史》，复制了罗素著作《现代欧洲史》的书名。
而罗素1779年的著作是有史以来第一本名为《现代欧洲史》的书，而不仅仅是《欧洲史》，这个书名已经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使用过。
使用“现代欧洲”一词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一个特定的议程，“现代欧洲”不应与我们对当代欧洲的概念相混淆，根据罗素和邦纳维尔的说法，“现代欧洲”的历史始于罗马帝国的崩溃。
因此，在邦纳维尔眼中，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也是“欧洲现代史”的一部分，“现代欧洲”的概念首先是针对“古代历史”优于“现代历史”的观念而发明的，显然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后期仍然很流行。
邦纳维尔在《致孔多塞的信》中嘲讽地写道，这些“无用的”和“过时的”古代历史在他自己的时代仍然出版了很多，但这不适合新一代的读者借此去观察历史。
邦纳维尔引用了伏尔泰的话，伏尔泰将“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与当前社会进行了比较：前者只能放在橱柜中，而第二种流通用于人类商业。
继伏尔泰和罗伯逊之后，邦纳维尔认为最有趣的时代是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十六世纪并不像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代表了古典思想的回归，而是应该被视为一个新的现代欧洲的形成。
大约在1500年，欧洲发生了变化，并成为一个“共和国”，在那里建立了远远优于古希腊的新权力平衡。
由于印刷机的发明和传播、美洲的发现、通讯的增加和艺术的发展，欧洲达到了比古典希腊或古罗马更完美的程度。
邦纳维尔似乎认为罗马帝国相当于旧制度君主制，而日耳曼部落则是革命者的前身。因此在邦纳维尔眼中，深入研究古代历史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
邦纳维尔自信地说，现代欧洲人在大多数方面都超过了古代世界，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将在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现代欧洲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和帝国所需的一切。
因此，古希腊和罗马在他的欧洲历史中很少有篇幅。“现代欧洲”历史观念的基础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某种关系的观念，对于邦纳维尔来说，现在比过去优越。
革命的开创性事件导致了对欧洲新历史的需求，但他强调的不是连续性和传统，而是历史的断裂和变化，更重要的是历史写作。“现代欧洲”和“我们的现代”的独特性和新颖性需要一部激进的新历史，邦纳维尔的使命是填补这一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