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有定数，祸福那可择。
作为乾隆时期备受宠爱的臣子，和珅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巨贪”。后来的继位者，查抄了他的财产，逼他自尽。和珅的形象，好像一直与清朝高官和精英的贪欲挂钩。
他的贪腐，及后续清朝的发展，侧面反映了行政腐化对社会的危害。当然，清朝也出现了，小官因未能成功给其送生日礼，而被官升三级的例子。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乾隆时期的贪腐
历代历朝的崩溃，与皇权制度的反复贪腐，及其“超级稳定”有很大关系。当贪腐压倒在位皇帝时，封建社会的不稳定性使得王朝变得僵化，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崩溃。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是一个以最初的繁荣、动荡的末年著称的时代，也是中国第二次由非汉人统治的时代。
在乾隆晚期，他的执政偏向保守，出现了不公正和不平衡的权力结构，而且这种结构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导致社会由盛到衰。
乾隆皇帝在位时，清朝国库充盈，为其奢侈腐化的生活提供了资本。如皇太后和乾隆本人的万寿庆典，花费都是数十万余两白银。其他娱乐和装饰等物品，不计其数。
此外，他还大兴土木，借巡查之名行奢华游玩之实。皇帝的作风是官场“方向标”，军队和官员的贪腐也非常严重。如：南河亏空案、两淮盐引案、军队训练懈怠、钱粮物资亏空严重。
曾经以骁勇著称的八旗兵们，也开始了提着鸟笼子、逛梨园听戏的生活。军队成员“反沾染绿营汉习，诸事妄行”。
清朝官场上的等级制度，可以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毕竟，下级官员的考评、升迁等前途命运，均掌握在上级官员手中，这也为上下级之间的索贿、受贿提供了机会。
到清朝末年，官场贪腐之风更甚，只要手中有点实权的官员，都符合“千里做官只为财”的做官原则。官员之间的勾结和贪腐，最终导致了清朝政权的衰败。
生活其中的和珅可以脱身吗？
和珅的出身，让他从小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受教育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聪明，脱颖而出。在25岁时，他成了乾隆帝的侍卫。
英俊的容貌、和蔼的举止、在线的情商，给乾隆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仕途顺畅，一直做到军机大臣、一品大员，并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和税收。
可以看出，和珅获取权力是渐进的，但在某些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突然的，就被赋予重任。
因此，在乾隆执政的后期，和珅身处权力中心，恭维和吹捧的人越来越多，心态的膨胀，接受他人劝解的能力降低，官场上官官相卫，中饱私囊屡见不鲜。
而且，乾隆越来越自大，还怠于政事，更多精力也用于打击叛乱、维护社会稳定。这时，处于高位的和珅，利用职务之便，疯狂累积财富，势在必行。
如在围剿白莲教起义过程中，他和朋友、下属大量挪用围剿资金，并转入自己口袋。清朝官员相互勾结，主要行贿到位，和珅对同事和犯事的下属都比较包容。
乾隆早期的贪腐有助于，在集权官僚机构中绕过监管和控制，让商人的生意更容易，官员的仕途更顺畅。
在近代，和珅一直被认为是反派角色，并不断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戏曲中。其实，根据史料记载，他的财产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皇帝的赏赐，而非底下人的“孝敬”。
不容置疑的是，和珅的确存在受贿行为，拿钱办事。但当嘉庆帝登基后，他的存在威胁到新皇帝的统治。因此，从嘉庆帝以后的清代档案中，和珅的收受贿赂就被夸大了。
错过给和珅送生日礼的小官
据说，在和珅倒台前几年，他很喜欢以宴请的名义收礼，比如喜欢过生日。官员们都非常清楚，行贿受贿都是一种可能伤害国家的罪行，应该被禁止。
但在和珅过生日时行贿，底下的官员就有机会见到他，给其留下好印象，可能得到晋升，有和珅的“照顾”，一般不会被查处。如果不送礼，仕途可能会受影响，还可能受到同行排挤。
两项取其轻，送礼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
像福州小官郑有福，海关官员，按照当时的官场氛围，他可捞油水的地方很多，本可以让自己及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因他为人正直，办事公允，从不盘剥商人，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但事情总是有其两面性。
他的为官之道，和当时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致使他不但被其他官员排斥，自己的物质生活也不富裕。
后来，他听从和自己交好的商人建议，曲线救国，给巡抚大人的小妾送礼，目的是晋升后整顿海关官员作风，为百姓利益考虑。
后来，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了巡抚大人的赏识，在上司因事无法上京给和珅送生日礼物时，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郑有福虽然对此不屑，但为了仕途着想，他不得不去京都送礼。命运有时特别会和人开玩笑。他到了北京，因水土不服卧床不起，错失了送礼的机会。
担心上司怪罪，他就在北京躲避。听说嘉庆帝逮捕和珅后，忧心忡忡地回到福建，并将自己未完成送礼任务解释为：预感和珅要出事，便自作主张没有给其拜寿。
在巧合和运气的加持下，郑有福没有被问罪，反而官升三级。因为他的作为保住了巡抚大人的乌纱帽。
贪如水，不遏则自溺。
在高度集权的清朝，人治思想、权力不受约束、官员底薪却要求廉洁，这些都决定了社会的运转机制必然走向贪腐。和珅是其中一位典型，却不是唯一的代表。
结合郑有福因祸得福、清朝末年的社会发展来看，皇帝的反腐很大程度上，是稳固统治的需要，而非系统性、制度性反腐。
以和珅、郑有福等为鉴，健全制度、约束权力、遏制寻租、建立长效和可持续的机制，才能消除更恶劣的贪腐，社会发展才更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