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百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民间意见历来被压制，是十足的鸦雀无声，朝廷与皇帝老儿偶尔“广开言路”，也都局限在士人阶层谏议的范围内。直到晚晴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社会有所开放，民间报刊开始出现。
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由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报律》，作为中华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清廷居然也讲点道理
清廷此前已颁有《报章应守规则》和《报馆暂行条规》，在这一基础上,《大清报律》参照当时日本的报纸法，整部法律共设42条,1910年修订时又增为45条，整体上较为完整。后来民国时期的有关法规，对它也多有借鉴。
不用说，该部《报律》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主要立法原则，除第七条确立舆论审查制度，即规定各类报刊均需在发行前一日，将报样送地方官署或巡警官署备查外，第十四条还规定“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直接为社会言论戴上大大的紧箍咒。
同时，针对当时维新派和革命派流亡海外办报的新情况,规定在国外发行的报纸违反以上规定者，禁止在国内传布,私行运销者,入官销毁,这也是专制时代的必然手笔。
不过，这部报律不得不说也颇有长处，比起康、雍、乾所谓“盛世”时期一言不合便人头落地的文字狱，那更有天上地下之别。显然，到了摇摇欲坠的清末，朝廷居然也开始讲理了。
该《报律》较为值得称道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为社会舆论留下余地
一、规定的报刊设立门槛较低，显著有利于各类民间媒体的涌现。
除对报刊发行人和编辑的身份、资质、人数等无任何特别要求外（第二条规定，本国人无精神病史、无被监禁刑罚历史即可），发行人申设报刊所交的保押费也较低廉合理，报刊每月发行4次以上交保银500元，每月发行3次以下交250元。这对很多有心干预社会言论的士绅而言，不算负担过重。
同时更规定，对专载学术、文艺的刊物，及被认定能开通民智的白话报刊，则可免交保押费。
据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1901年中国创办报刊34种，《报律》出台后的1908至1900年，每年创办量均超100种，1911年更达209种，在大多数人不识字的小农社会，这是一种难得的盛况，与创设门槛不高直接相关。
1900年法国报纸刊登李鸿章在德军护卫下出行的画面
二、“违法”罚则相对宽松，为民间言论留下若干余地。
尽管第二十四条规定对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乱公安者，严重者判罚金并实施2年以下监禁，甚至强行关闭报馆，其余针对无端揭人阴私等各种违反或犯禁行为，则多判罚一定数量罚金，罚金一般多在数元至200元以下，至多停刊数日了事。
清末的专制统治阶层，或许仍不能接受近代的言论自由观念，但比起他们那些残忍酷烈的前辈，他们大概也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坏处，不敢太过分。而事实上，当时已到了天翻地覆的时代风口，随着革命洪流的涌动，很多报人都对清廷的舆论限制嗤之以鼻。
三、整部法律立法框架和法律结构较为完整。
该法从报刊机构的登记注册、保证金交纳、发行人与编辑人员的关系，到禁止事项、相关罚则及阴私保护、版权确认等，都有所规定，前后呼应，堪称是一部较为完备的近代新闻法规。
●变成革命派批判工具
《大清报律》的出现，正逢清廷被迫启动预备立宪之时。在正面的意义上，这部新闻法承继了戊戌变法某些政治文化精神。在该场只有百日生命的维新变法中，光绪皇帝曾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该法设定的一些法律原则和信息发布规范，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诏书的这类要求。
民初时期广州人权报上的漫画
最为关键的是，当时社会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相当强烈，革命派、维新派和士绅阶层中的进步分子，往往利用此一法律为武器，对专制体制发起攻击。著名的大江报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1911年7月，武汉《大江报》先后发表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雄文，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必须有极大极烈之改革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面对鼓吹造反的“乱世”之言，湖广总督瑞徵大怒，查封《大江报》馆，发行人詹大悲被捕后拒不交代作者何人，后作者之一何海鸣主动投案，而且揽下全部“罪”名。此案一起，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公会随即集体抗议，谴责湖广总督摧残言论，新军士兵也不断表态支持，该报读者还日日到报馆“凭吊”，全国各地舆论一时沸腾，纷纷声援。
瑞徵慑于民愤，只好“依律”判定詹、何二人罚金800元，二人拒交，于是只能判刑，最后被从轻判18个月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