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历史学叙事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兴起都与德国有着直接联系。历史记忆和道德责任的双重压力之下，使得对德国悲剧般的现代化历程的研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人们一方面为纳粹的暴行所震撼，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立志于成为欧洲的中心，并孕育了康德、巴赫、歌德与黑格尔的民族，最终在非理性和种族主义的驱使下，强迫无数无辜的受害者走进集中营和毒气室。难道法西斯的制服，是为这个热爱沉思与哲学，并曾经以艺术和文学著称的民族量身打造的吗？
《铁与血》作者：（德）卡佳·霍耶 译者：徐一彤 版本：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 2022年2月
当人们把目标聚焦于纳粹德国的暴行时，俾斯麦缔造的德意志帝国也变成了一个暧昧和难以评价的存在。在英美史学家看来，正是俾斯麦的政治遗产中有着显而易见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遗产以及国家体制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德意志帝国徒具民主制度的形式，却难以驯化深植国家灵魂之中对于民族独特性和马基雅维利式强权国家的信仰。以梅尼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则认为近代德国的历史悲剧，是对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内生性、古典的德意志文化的背离。罪魁祸首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以来从西欧舶来的物质主义与大众民主，而两种精神力量的碰撞，最终以对于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的狂热和民粹主义的大获全胜告终，彻底使得德意志民族切断了与民族文化的联系。
这两种看法，都如同一枚澄澈的棱镜，解析出近代德国历史道路的荒诞与悲剧性，然而历史并非在命运和某种精神观念下所驱使下的单行道上的列车。随着更多历史档案的公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性发展以及战后联邦德国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再次走向中央，认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仅仅关乎过去，也关乎德国与西方的未来。公众需要的不再是德意志民族的辩护词，而是解释这场上溯到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德意志的各个阶层究竟负有哪些罪责与道德义务，最终使得邪恶成为一种公众的集体选择。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出版的著作《争雄世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目标和政策》引起了德国历史学界的轩然大波。不同于其他德国历史学家对于两次世界大战间连续性的解释，费舍尔通过大量档案的阅读德国外交部的微缩胶卷与德国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后得出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在威廉二世为首的政治精英的集体决策下蓄意发动的，其目标就是彻底击垮英法在欧洲和殖民地的霸权，而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德国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以容克阶层为首的保守派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达成了某种合谋，以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
《德国的历史观》作者：(美)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译者：彭刚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4年2月
费舍尔的观点也影响了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等一系列历史学家的支持，他们纷纷以德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作为目标，来解释十九世纪德国的国家建设，为何走上歧途。他们认为，德国与英国、法国等国家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德国拥有一套高效的官僚与司法制度，同时国内政治中也不缺乏民主与法治。但是由于德国敏感的地缘位置和未能迅速消化高速经济发展之下的政治矛盾，最终使得德意志帝国这个“迟到的民族国家”，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前奏。
韦勒所主张的“特殊道路”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我们对于德国历史的理解。然而随着更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成长，“特殊道路”学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关于德意志帝国与纳粹德国之间关系也不再是仅仅作为英美等自由主义国家政体的对立面，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选也显示着当时的德国与其他的欧洲政权并无本质差别。超越二战结束后以及冷战开始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多历史学者发现酿成德国二十世纪历史悲剧的起源，并非单纯来自德国自身，恰恰是民粹主义与激进主义在全欧洲范围内的兴起，为1914年从奥地利流落到德国的希特勒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卡佳·霍耶（Katja Hoyer），德英双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德国历史。霍耶出生于（民主）德国，在耶拿的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研读历史专业，随后前往英国求学、工作，并为《今日历史》等多家媒体撰稿。霍耶还曾与电视节目主持人丹·斯诺（Dan Snow）合作过历史类电视节目History Hit。
德裔英籍历史学家卡佳·霍耶（Katja Hoyer）的作品《铁与血》正是对这一段复杂曲折，却也让人掩卷沉思的历史的最新解读。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的遗产被后面的魏玛德国、纳粹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分别继承并发扬。卡佳·霍耶捕捉到了这一段历史对于今天的欧洲与德国政治的重要性，在她看来，德国历史中的矛盾性与自我颠覆的倾向，锻造了今天德国人的历史记忆与对于政治的态度。而德国的历史并非仅仅属于德意志民族，它的起源乃至后来的毁灭都深深地嵌入到了作为共同体的欧洲之中。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也许都不会想到自己身后的历史所带来的残酷性与悲剧性，但是如果他们有机会观临今天的世界，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政治遗产与人格特质，依旧在大地上回荡。
采写｜袁春希
意外的崛起
新京报：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曾经存在着普鲁士方案和奥地利方案。但是从地理上看，普鲁士在欧洲的位置相当边缘。而在统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通过君主和贵族主导的统一，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导的统一这两种方案。今天我们看由俾斯麦所主导的德意志统一的形式，似乎走了着两条路线之间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俾斯麦主导的普鲁士道路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俾斯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卡佳·霍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62年对普鲁士议会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取决于它的力量……普鲁士必须集中力量，而且维持力量以待适当时机，这时机来临了好几次，也离开好几次了。自从维也纳诸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划分得太差了，不利于健全政治。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和1849年的重大过失），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的意思是，德国的政治精英相信德国应该通过人民的同意，逐步和合法地统一，直到德意志邦联的所有39个州被统一在一个皇帝、一面旗帜和一部宪法之下。他们所体现的 "民族自由主义 "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再由王朝和世袭主导，而是由法治主导的治理体系的国家。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这两次革命险些推翻了统治欧洲几个世纪的旧制度。1848年5月，代表德意志诸邦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并邀请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接受德意志皇帝的名号。但他拒绝成为德国皇帝，因为他不能“接受一顶来自沟渠中的王冠”，即由人民代表而不是他所信奉的君权神授的原则授予的王冠。他甚至为议员们给予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眼中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感到愤慨，他宣布："我和我的人民之间不会有任何契约。”
俾斯麦与威廉一世。
俾斯麦当时全心全意地同意腓特烈·威廉的作法。他自己也曾试图用私人财产召集军队，帮助镇压革命。14年后，他提醒普鲁士的议员们，他们之前对以民主手段让德意志统一的做法无疾而终。他认为，演讲和多数人的意愿不仅在1848不会有任何结果，现在更不会，德意志的统一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做到。就这样，俾斯麦未经议会同意，公然改革和加强了普鲁士军队。当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因领土争端和欧洲大陆的霸权问题而产生冲突时，俾斯麦巧妙而无情地操纵了每一场冲突，直到战火被点燃。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三次军事上的胜利统称为 "统一战争"，为普鲁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对其他德意志诸邦的影响力，以至于德意志诸邦最终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到1871年1月，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成立，普鲁士国王是掌舵人。虽然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数十年间一直在发挥作用，朝着同一方向努力，但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短期达到同样的结果。俾斯麦的行动对长期以来迟缓和支离破碎的德意志统一进程起到了催化作用。
与教皇明争暗斗的俾斯麦。为了清除天主教在德国的影响，俾斯麦发动了文化战争（Kulturkampf），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推动了德国议会中天主教中央党的发展。
新京报：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的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把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民主政体来看待。更有人把一战中英德对立，视作一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较量。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审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我们会发现德意志帝国存在帝国议会（Reichstag），出版和新闻自由也相当程度上存在，社会组织也相当活跃。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助议会政治也在不断向传统的保守势力和容克阶层进行挑战。你认为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它是否与当时欧洲的其他政权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卡佳·霍耶：我认为把德意志帝国看作一个没有民主成分的专制国家的想法是错误的，而且往往是出于一种一厢情愿，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解释为一个好战的德国领导人带来的结果，或者是试图用帝国和 "独裁 "的旗帜讲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阵营划清界限。这就太简单了。
1900年的柏林街头。
1871年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包括一个由所有25岁以上的德国男性（无论社会地位、财富、信仰或土地所有权）选举产生的议会。虽然这与现代民主国家的女性选举权和更低的投票年龄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却是政治上进步的表现。当然，议会没有资格对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首相和他的大臣们对皇帝负责，而皇帝则对上帝负责。但议会仍然拥有立法权，并掌握着军事预算的财证权。比如，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德皇威廉二世就不可能在1914年向俄国和法国宣战。这就提出了关于一战可怕冲突爆发原因的不同解释。虽然德意志帝国有显著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有众多的社会组织、报纸和政党。但是，当以威廉二世为首的决策高层感到受到外部威胁时，这种自由常常被侵犯，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就是例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德意志帝国内部还是存在政治革新的空间。从1871年到1914年，德国的精英们意识到必须建立劳工福利制度，以及相当的世俗化政策和一个世界领先的的教育体系。所以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既是进步的，也是反动的。
新京报：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晚期更多被视作欧洲列强中的一个新兴国家。历史学家韦勒(Hans-U.Wehler)等人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一种特殊道路（Sonderweg）。大量的农民因为工业化的影响涌入城市，而以容克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依旧把持着权力，而未将政治权力开放给新兴阶层。从而使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没有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最终走向战争。你怎么看这种说法？是否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与众不同？
卡佳·霍耶：毫无疑问，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得很晚，导致了一些国内和国外的政治问题。从18世纪开始，法国特别是英国经历了技术和社会变革，其发展速度之快，被称为工业革命。而各自为政的德意志土地上，我们只看到了各自壁垒，在关税、货币、不统一的计量单位和法规的断裂中挣扎。当这个国家在1871年统一时，它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和法国战争赔款的推动下，德意志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项工作，从欧洲落后的中心在几十年内就变成了经济心脏。
1848年革命，柏林街头的革命者。
令人震惊的技术进程，加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有利的地理和人口条件，意味着德国本身和它担心的邻国都很清楚，这个新的欧洲巨人有巨大的潜力来主宰欧洲大陆，甚至是世界。但是，无论德国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陆上强国，它都无法与英国和法国的海外帝国相媲美，除非它也能扩张。所以俾斯麦在1890年辞职之后，海外殖民的世界政策就被公开推行了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因为当时的世界已经被老牌欧洲国家瓜分了。德国考虑到，如果不在欧洲引起激烈的摩擦，就不可能实现其 "阳光下的地位 "的野心。在殖民政策以及其他方面，德国加入欧洲民族国家大家庭的时间较晚，确实使其发展道路有些不同。
德意志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他是世界政策的重要推动者，并且为德意志帝国打造了梦寐以求的远洋舰队。
然而，这本身并不能成为对德国历史上即将到来的黑暗篇章的解释。特殊道路理论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它将德国置于1871年至1945年的独特历史传送带上，而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例如，导致纳粹主义崛起的许多因素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希特勒的并不是唯一的法西斯政权，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崛起就是例证。反犹主义在欧洲各地都有其追随者，甚至包括后来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毒害德国的各种因素并不完全都可以归因于在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体系，所以“特殊道路”的说法对于解释近代德国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过于简单化。
战争与国家建构
新京报：在一战前的德国，统治集团和保守派一直担心国内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德国会选择战争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借此团结国内的政治势力并打造强权风格的领导人。您认为我们在分析一战中德国的选择时，我们应该怎么衡量国内的因素？德国在一战中的选择，是否与前两次王朝战争一样，希望以一种军事冒险的方式借此达到自己的国内政治的目标？
卡佳·霍耶：我在《铁与血》一书中认为，在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诸邦引以为豪的地方主义背景下，德国的统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壮举。要说服巴伐利亚人把自己看作是德国人，这意味着要服从普鲁士出身的首相制定并由普鲁士国王签署成为法律的立法，需要一种特殊的说服力。俾斯麦说得没错，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是“铁与血”，而不是宪法。这一点在1813年被证明是正确的，耶拿会战时的德意志诸邦团结起来，摆脱了拿破仑统治的桎梏。1870到1871年，许多德意志人与普鲁士人一起战斗，打败了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情况也是如此。所以，近代德国的民族意识是由外敌的鲜血凝结起来的。
威廉二世与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此时的两个人绝不会想到会在几年后兵戎相见。
威廉二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充满敌意的媒体报道、工人运动以及议会中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僵持阻碍了军队和海军的扩张，这让他感到越来越沮丧，他认为战争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将他的人民再次绑在铁与血的战车上。1912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其实已经在欧洲酝酿了几十年，介入巴尔干的地缘战争似乎是一个快速达到得到帝国辉煌的方式，既可以为自己赢得声誉，证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作用，也可以掩盖德国国内政治上的裂痕。事实上，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威廉二世宣称他不再考虑党派分歧：“今天我们都是德国兄弟，而且只是德国兄弟"。这种言论在一段时间内起了作用。工会承诺在战争期间不再组织罢工行动，社会民主党同意通过战争信贷，议会签署了一项授权法案，自愿放弃了民主统治。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铁与血摧毁了德国与君主制的联系，但它最终在集体创伤中激发了国家的活力。然而经济动荡、战争、种族灭绝和分裂，这个国家仍将持续存在。
俾斯麦与色当战役中被俘的拿破仑三世。
无法控制的过去
新京报：二战结束后，德国历史学界曾经对一战中德国的战争责任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人认为，德国在德意志帝国之后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从一战到二战之间，有一条连续性的线索。而20世纪支配着德国政治的是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相反，埃里希·埃克（erich eyck）、维纳·孔茨（werner conze）等人认为，俾斯麦绝不应该为二十世纪的纳粹灾难负责。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欧洲国家，与纳粹德国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立的。你怎么看这场争论，同样对于今天的德国人来说，德意志帝国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卡佳·霍耶：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历史无疑存在着某些连续性的因素。例如，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慕尼黑游荡时，受到的强烈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熏陶，长期以来一直是19世纪所谓的德意志大众民族主义（völkisch）运动的一个特点。同样，在希特勒的痴迷使反犹主义成为国家政策之前，反犹主义在德国精英阶层中早已盛行。如果没有德意志帝国巨大的工业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都不可能发生。德国人的对生存空间被压缩的恐惧，也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大众心理。
1914年八月危机后，柏林街头的战争集会。
然而，把1871年到1945年直接联系在一起，不仅显示出历史学家在智力上的自满自足，而且还免除了整整几代人的责任和作用。希特勒并不是俾斯麦的政治遗产下别无选择的棋子，策划侵略战争的德国将军们，以希特勒的名义将残疾人置于死地的护士和医生们，以及将数十万犹太人送往毒气室的火车司机们也都不是毫无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是由数百万德国人共同促成的，他们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毫无自觉的乘客。
一战中，英国的征兵广告。头像是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
德意志帝国及其在德国历史上的作用理所当然得到当代历史学家更细致的处理，但这还没有渗入到德国的公共辩论和意识中。由于人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规模上，这个国家太容易把之前的一切看作是前奏。但是，德国可以从研究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起源中获益良多。
新京报：在德意志帝国之外，你对民主德国也有着大量的研究。20世纪的德国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德国、第三帝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五个政权。这在世界历史中是罕见的现象，同样他们所留下的历史遗产也是错综复杂甚至是矛盾的而德国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欧洲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认为理解德国在20世纪的历史，能否为今天作为欧盟核心的德国，面对未知与挑战的未来，提供一种参照？
卡佳·霍耶：德国现代历史的断裂和极端性质的主要教训是，历史并没有仅仅成为过去。1990年的统一并不是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迫切希望的“历史的终结”，就像1945年是 “零点 ”或1871年的体制是19世纪“德意志问题”的最终答案一样。它们只是德国在寻找身份认同和目的的动荡道路上的一种选择而已。现在的德国政府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混乱的灵魂，它的愈合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不是固执地认为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现状，并且拒绝公众的辩论和研究。
电影《西线无战事（1931）》。
新京报：许多政治家在评论今天的世界政治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今天和一战前的欧洲局势非常类似。确实我们也看到了民粹政治和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在回潮，并沉重地打击了人类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灾难中艰难获得的教训与成果。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的和平与均势也在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地缘战争的风险在加剧。您认为今天的世界局势和一战前的欧洲是否存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话，一战悲剧性的后果有哪些是值得今天的政治家所汲取教训的？
卡佳·霍耶：我认为今天的欧洲政治形势与1914年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当下还是1914年，欧洲都达到了对过去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的程度：繁荣、相对和平，欧洲大陆大国之间的破坏性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流血和混乱的规模。1914年的民主国家是不完美的，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政治家们最好从1914年，而不仅仅是1919年寻找教训。认真说的话，当时的世界与我们现在的世界真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新京报·书评周刊 》1月20日专题
《吴景超先生，久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