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一般指封建时代管辖一省或数省的长官。
清代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第二卷《劳文毅公善居危城》一文写道：“善化劳文毅公为封疆大吏二十年。”劳文毅公，指曾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当过两广和云贵总督的劳崇光，说其是“封疆大吏”倒也名副其实。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像劳崇光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总共设了9位，分别是云贵、两广、湖广、四川、陕甘、闽浙、两江、直隶和东三省。那么，清朝灭亡后，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
根据他们在辛亥之后的行为和遭遇，大体有主要有6种结局。
殉国
辛亥革命中，第一个为清殉国的封疆大吏是闽浙总督松寿。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1907年授闽浙总督。《清史稿》评价他“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为宽，为时论所美”，说明他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口碑都还不错。
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的新军也积极响应，推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革命军要求松寿及其手下的八旗军缴械投降，被松寿拒绝，双方展开激战。兵败，松寿在他的总督署后面高开榜画像店吞叶子金自杀。
与松寿不同，赵尔丰、端方二人是被杀。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他长期在川藏任职，担任过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边境治理上颇有建树。其上级领导锡良赞赏他“果毅廉明，公而忘私”。1911年3月，赵尔丰接替兄长赵尔巽任四川总督。
赵尔丰。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
他的运气并不好，此时因清廷打算将铁路收归国有，四川正兴起保路运动并渐成燎原之势。赵尔丰本人对清廷这一决策也是颇有微词，他同情川人的保路行为，认为他们“争路争款理正当”，并与下属官员联名向朝廷建言，请求变更收路办法，准予暂归商办。
对于这一合理化建议，清廷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电令其解散群众，切实弹压。于是，赵将咨议局局长蒲殿俊等人拘捕入狱，并令卫兵射杀前来请愿的民众。此举遭到当时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弹劾，认为其“操切激变”。朝廷罢黜了赵尔丰的四川总督职务，并任命端方为新总督，率兵入川。
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担心端方入川后对己不利，就释放了蒲殿俊等人，四川随即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不过，独立后的四川政局并不稳定，军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巡防营兵变，蒲殿俊、朱庆澜两位正副都督逃匿。军政部长尹昌衡出任都督。在他授意下，11月22，赵尔丰在贡院门口被处决。据说，临刑前他“骂不绝口”。
不久，他的继任者端方也以同样的方式殒命。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清史稿》说其“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与尔丰起步于县衙文书小吏不同，端方是科班出身，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在出任四川总督前，他先后担任湖广、两江、直隶三地的总督，还作为清廷委任的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可以说，能力和见识兼而有之。
端方与两江学堂学生。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但其不拘小节的性格也给他的政治生涯埋下隐患。因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拍照，他被言官弹劾，说其“不治崖检”，也就是不注重自己的言行，被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职。1911年5月，赋闲在家的端方重新被起用，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相当于清廷落实“铁路国有”一事的急先锋。
端方本人对“铁路国有”并不赞成。他授命离京赴鄂之前，上书朝廷，以“路工重要川粤汉民情固结恐酿剧变”为由，希望清廷改变铁路国有政策，被朝廷否决。期间，因赵尔丰在四川弹压民众导致事态升级，清廷令端方率军入川，同时代替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一职。
9月初，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两标士兵离开武汉，前往四川。此举导致清廷在武汉兵力空虚，为起义提供了绝佳机会。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端方已经感到军心不稳，每人发给一枚银质奖章、五品军功札子一件，以笼络抚慰人心。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到达资州时，部下哗变，端方及其胞弟端锦均被乱刀砍死。
上面以身殉国的3位总督，死后都得到朝廷加封，并拥有了谥号。而有一位总督在革命危机面前，不光跑得快，还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汉奸
两广总督张鸣歧，是9个地方总督中唯一一位当汉奸的。
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他虽是举人，但早年仕途并不顺利，加入晚清官场大佬岑春煊的幕僚队伍后开始崭露头角，并成为晚清最后一任两广总督。
张鸣歧。来源/《东方杂志》1911年第9期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在广东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电请朝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另一方面，当革命党人在文澜书院门口树起“广州独立”的旗帜时，他对两万余名请愿独立的民众，却避而不见。当他获悉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清军在汉口、汉阳两败革命军时，态度转而强硬，命令手下上街扯去革命的灯旗标语，巡街捕人。
广州独立后，民众推选张鸣歧担任都督并代表前往总督署送印，却发现张鸣岐不见踪影。原来他早于当天上午逃亡沙面租界，后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再逃日本。
民国成立后，张鸣歧回到北京，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当一名高级顾问。袁准备称帝时，张鸣岐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积极附从，同时，他还与一直主张“复辟”的张勋暗中联系，以期清朝复辟后能给自己安排个职位。事败后，他隐居到上海法租界，常年吃斋念佛，看起来好像是不问世事，实际上是在等待一个新的机会。
卢沟桥事变后，张鸣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加入大汉奸王揖唐等人发起的“中华佛学会”，后又与王克敏、靳云鹏等汉奸一起，到日伪政权中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甚至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为行将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摇旗呐喊，祈祷“大东亚圣战之必胜”。
也许是抗战胜利后不堪“汉奸”之名的压力，或是想追随日本法西斯的阴魂，1945年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逝。
与张鸣歧相比，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气节方面则更显可贵。
出逃
张人骏，字千里，直隶丰润人，同治朝戊辰科进士。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乘坐军舰赴西沙群岛巡航，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武昌起义刚爆发时，他正处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内，从他给内阁的电文中，能够看出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素多，乘机窃发，在在堪虞……请海军部饬即多派兵船……兼程来宁，分布各埠，保华洋商务。”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他的想象。11月初，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宣布独立，不过，南京城还控制在张人骏的手里。12月初，面对攻城的革命军，张人骏先是派和自己私交甚笃的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与新军接洽，表示愿意投降。趁着马林出面周旋的空隙，张人骏让手下准备好一个箩筐，趁着天黑，将箩筐一头用绳索固定在城楼上，他坐在里头缒下城墙，出了城，直奔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兵舰。他也因此被人戏称为“箩筐总督”。此后，由南京到上海，再到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德国占领，张人骏一家北上天津避难，之后就一直待在天津。
虽然当过几任“封疆大吏”，张人骏因为官清廉，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他在青岛和天津的晚年生活过得比较拮据。《胶澳志》说他“然清廉自持，家无余财”。张人骏的曾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张守中研究员说起曾祖父时，也是一声叹息：“他的晚年，和那些曾经与他同样地位的清朝大臣比起来，的确比较潦倒。”尽管如此，面对袁世凯称帝前后向他发来的请柬，他一概拒绝，至少在骨气上比张鸣歧要硬实很多。
1927年初，张人骏在天津寓所去世，享年82岁。他死后，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他家吊唁，也算是对这位晚清老臣的怀念。
同样是面对革命军的进攻时选择出逃，湖广总督瑞澂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瑞澂，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武昌城内。城内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武器质量，其实都要优于起义军。但瑞澂听了老婆廖克玉的话，在后花园挖了洞跑了出来逃上停在长江的楚豫舰，最后一路逃到上海。
清廷对他这种逃跑行为异常愤怒，一开始只是下旨革职，仍让其署湖广总督一职，希望他戴罪立功。后听说他逃到上海，直接下旨逮捕，于是瑞澂又逃往日本。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将瑞澂存在山西钱庄的百万财产没收。没多久，这位逃往总督就在上海一命呜呼。
与这两位总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位总督选择“逆流而上”。
复辟
张勋，字少轩、绍轩，江西奉新人。因祖父被太平军所杀，他为报仇，成年后投军，从一个小兵，逐渐成长为江南提督这样的朝廷高级军事干部。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刚被提拔为江南提督，驻防在浦口。作为清朝“死忠”，他在南京与革命军打了一个多月，不得不带着几千辫子军败退徐州。末代王朝也很看重他，授予他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的头衔。可以说，张勋仕途上至此达到顶峰。
张勋。来源/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49(上)
他在徐州一边扩充军力，一边找机会“复辟”大清王朝，并分别在1913年、1917年先后搞过两次“复辟”。
1913年夏，前清遗老、恭亲王溥伟在青岛纠集一帮人，打算“联结张勋癸丑之春举兵济南”。张勋在徐州积极响应，与康有为等拟定癸丑三月初三在“济南起兵”。此事被袁世凯获悉，这次复辟最后无果而终。
1917年夏，张勋借北洋政府内的“府院之争”，带兵北上入京后，密电康有为、刘廷琛等复辟骨干前来共同策划。6月30日，他入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复辟。晚上12点，张勋带人入宫朝拜溥仪，“高呼万岁”。张勋因拥戴有功，被任为内阁议政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不过，这出“复辟”闹剧仅仅维持了10天左右就宣告失败。张勋逃亡荷兰使馆避难。
影视剧中的张勋。来源/电影《建党伟业》截图
自感“复辟”无望的张勋，此后转战商场。他利用多年搜刮来的资金在他老家九江兴建纱厂，成为江西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在北京兴建江西会馆、南昌府会馆、奉新会馆等，为来京办事的江西人免费提供食宿；此外还有修桥筑路，开办当铺等等，赚的是盆满钵满。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逝世。
与张勋经历类似的，是直隶总督张镇芳。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表弟，所以，他的宦海生涯，与袁世凯紧紧联系在一起。张镇芳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没过几天，大清就亡了。不过，他的表兄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张镇芳的仕途之路没有中断。
张镇芳。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
民国时期，张镇芳被袁世凯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他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中鞍前马后，与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士诒合谋成立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民意机构，他出任副会长。这个机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那些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被列入名单的人，由他们组织请去吃饭、看戏，还有直接送钱。张镇芳因此和赵秉钧一起被称作是袁世凯的“哼哈二将”。不过，在张的内心深处，还是对清室复辟更认同一些，因为如果袁世凯称帝，他就在历史上被列为“二臣”，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点。
所以，袁死后，张镇芳又把目光瞄向主张复辟清室的张勋。1917年5月11日，他与直隶省长朱家宝等人联合致函张勋，认为目前是复辟大好时机。宣统复辟后，他如愿再次当上高官，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他没有张勋跑得快，被捕入狱。后经过疏通，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重获自由，住到天津，直到1933年去世。
民国时期的张镇芳，在执着于“复辟”的同时，还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盐业银行，他出任总经理。张本人担任过晚清的盐官，与全国各地的盐官、盐商都很熟悉，盐又是历朝历代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所以盐业银行自创办后，获利巨大，在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相继开了四家分行。张家也借此攒下了巨额财富，这才使得张镇芳的继子张伯驹得以有财力收藏古玩字画。
张镇芳之前的直隶总督，名叫陈夔龙。
辞职
陈夔龙，字筱石，贵州贵阳人，曾先后做过四川和湖广两地总督，1909年，接替被免职的端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于他在任期内的表现，同时代的陈三立评价其“类皆切挚，戆直孤忠，謇謇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陈夔龙的反应与大多数官员一样，密电内阁，建议将富有镇抚经验的岑春煊调任湖广总督，责令其收复武昌，并认为武汉新军仅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兵变，建议清廷用快车速将士兵运往汉口。不过，清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陈夔龙。来源/《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
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陈夔龙治下的直隶保持静默。他拒绝了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同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天津没有出现严重混乱。《大公报》评价他“无愧为今日救时之贤长官，则人民亦必依赖而信任之”。而陈夔龙自己也颇为自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眼见清亡已无可挽回，1912年2月3日，陈夔龙以生病为由，辞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迁居德国租界。不久，宣统帝下诏退位，陈夔龙移居上海。
袁世凯上台后，曾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他应邀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虽未及上任，但一颗心始终系在清室之上。当溥仪被冯玉祥带兵驱逐出故宫时，上海的陈夔龙义愤填膺。段祺瑞上台后，他邀请一帮遗老遗少致电要求恢复对清室的优待。直到溥仪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之后，他才对清廷复辟彻底死心，真正过起了隐居生活。
1948年8月17日，陈夔龙在上海寓所去世。他也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一位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人。
参政
相较于陈夔龙，赵尔巽和李经羲两位总督似乎更喜欢发挥余热。
赵尔巽，字公镶，汉军正蓝旗人，是前面被杀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哥哥。1911年4月，从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钦差大臣。关外是清廷的发家之地，能把赵尔巽放在这个位置，足以说明朝廷对他有多信任。
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
武昌起义之后，他面对关内大部分省份独立的紧迫形势，决定召开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上，有人要求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此时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大声说：“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补交朋友的。”就这样，虽然关内形势波涛汹涌，但东三省的革命之火并未燃起。
清廷退位后，他同大多数清廷遗老一样逃往青岛。1914年，北洋政府打算编撰《清史》。按袁世凯的意思，让赵尔巽当馆长，于式枚、刘廷琛当副馆长。结果刘廷琛把袁世凯派过去的使者骂了一顿，赵尔巽则欣然答应。面对别人说他“二臣”的指责，他辩解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并非‘二臣’”。袁世凯死后，他一边继续编书，还在段祺瑞执政时担任参政院议长等职。
1928年5月，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全部出版。尽管时人认为史稿错误疏漏太多，这部鸿篇巨制的确是耗费了赵尔巽的全部精力，他也在《清史稿》全部出版的前一年9月病逝。
与晚年赵尔巽经历相似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
李经羲，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1910年，担任云贵总督。与之前大多数“封疆大吏”不同，李经羲对革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比如，他任总督时，有人举报蔡锷是革命党，即使明知道蔡锷在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偷偷拿出银元资助蔡锷。
赵尔巽。来源/《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1卷
辛亥之后，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他首先是劝李经羲主持云南政局，被李拒绝。有人提议将李经羲枪毙，被蔡锷否决，转而采用礼送出境的方式将李送出云南。
离开云南后，李经羲回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内谋了政治会议议长的闲职。袁死后，北洋政府内发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李经羲被黎元洪请来当内阁总理。结果，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一周，就被谋求“复辟”的张勋给赶下台。此后，李经羲心灰意冷，再未过问政治，1925年9月，在上海病逝。
末代总督中还有一个是陕甘总督长庚。长庚，字少白，满洲正黄旗人。辛亥后他的结局，《清史稿》只有简单一句话：“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关于他的史料甚少，存在感相对较弱，不过结局上也算善终。
站在今人视角看，这12位“末代总督”，本有机会也有条件比普通人看得更远、做得更多，但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和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数人固执的继续充当旧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不是一起沉沦，就是试图螳臂当车而闹出历史笑话；还有一些知难而退的，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度过余生。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末代总督”们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塑造了对“皇权”的强烈执念和“食君俸禄忠君之事”的固化思维；其二，正是常年身居高位，才知道个人荣辱以及家族命运早已与封建王朝紧紧地绑在一起，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如赵尔巽、李经羲，面对“忠和义”“名与利”也做出了相对体面的抉择，这或许也是他们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归宿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