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和郑成功两位双子星在明末清初与清军作战最为频繁，给清军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可以说南明小朝廷的末期全靠这两人撑着，如论在大陆组织抗清，李定国无疑是可以坐头把交椅的。所以，对李定国的评价，无论如何都是清廷过不了的坎。至于评价结果，清朝官方出于封建王朝史观，对李定国的定性几乎全为“负面”，其观点与民间私修历史大相径庭，可以说清朝官方和民间对李定国的定性分裂是最为严重的。
清朝官方
先说一下顺治年间，以清廷的角度来看，李定国无疑是其最难对付的敌人，对清廷杀伤力之高，其战绩是任何在大陆的反清势力都望尘莫及的，光一个“两蹶名王”就让那个时代的人感到万分震撼，所谓“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所以，做为交战双方，清廷对李定国绝对是恨之入骨，在《清世祖实录》里“逆贼”、“贼渠”、“逆寇”、“巨逆”真可谓是满天乱飞。恨不能灭李定国而后快，这种极端称呼在《清圣祖实录》里也有，毕竟当时做为敌对双方互相来点恶评也很正常。
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组织开展了巨量的文化工程，其中编修了《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在诏令附载唐、桂二王事迹时，再次重申了对南明抗节人臣的定性问题，其中就提到了对李定国该如何书写，就乾隆皇帝的话语来看，仍然是非常刻薄，《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又，其下诸臣，以旅拒王师者，向多以伪官目之。然其间如白文选、李定国等，本献贼义子，反侧无常，彼在明已合称贼、称伪，自当准春秋书盗之例。”
李定国抗清
清高宗看问题，完全站在了封建王朝正统性的角度来阐述，在他看来李定国有两个巨大“污点”，必须给予差评。第一、众所周知，李定国曾经是张献忠的义子，是灭亡明朝助推力量，做为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必须将敢于反抗朝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打入“逆贼”行列，给天下人一个负面典型。第二、清高宗定义唐王政权、桂王政权为“伪统”、“偏统”，既然李定国为“伪统”和“偏统”效力，并给予清廷巨大的杀伤，这就自然让清朝官方很不满。
两个因素一结合，导致了清廷官方对李定国全无好评。像李定国的战友郑成功，清廷虽也称其为“海贼”，但由于郑成功没有参加过农民起义，对南明来说确实也是忠臣，清廷好歹也会为其说句良心话，清圣祖就曾说：“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而清廷的官方语境称李定国为“贼”，完全忽视了李定国对永历政权的忠心耿耿，这对李定国来说完全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清朝民间私修历史
而民间对李定国的评价则与清廷恰恰相反。清朝初年，明遗民所修历史对李定国是好评一片，即使是偶有瑕疵，也无损其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就比如金钟所写的《皇明末造录》，称李定国之忠之行可与张世杰比肩，所谓“黄得功、李定国孤军百战，可方宋之张元帅”。再如徐秉义的《明末忠烈纪实》，此书有李定国之传记，虽无评论，李定国在其意识形态里自然为“明末忠烈”。
《爝火录》
对李定国“忠义”定性直到源远流长，乾隆中文人李天根所写的《爝火录》里就说李定国是“真虎将也”，虽然否定其做为农民起义军的经历，但肯定他们为南明效忠的史实，所谓“李定国秉虎狼之性，金公趾以《三国演义》开导之，一变而为忠臣义士”。
而为清廷体制内的官员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里也对李定国称颂有加，称李定国“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为了复兴明朝“崎岖以死，呼天以明其心，亦古之烈丈夫哉！”
综上所述，在清朝民间史书所传递的价值观中，完全认为李定国是毫无疑问的忠臣义士，民间的评价比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出发的官方定性更加理性，而且直到清末李定国在民间忠臣义士的定性也没有发生变化。毕竟《清史稿》云：“定国以降将受命败军后，崎岖险阻，百折而不挠，比之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辈，何多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