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大肆宣扬自己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而且将清德宗塑造成了一个“圣主”的形象，使人们认为清德宗是维新派的皇帝，代表软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路线，结果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看起来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破产了，但是他们的支持者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而且其主张也很受当局重视，影响也十分广，在一定程度上洋务派和维新派是很难区别的。如果仔细观察清德宗的态度的话就会发现，清德宗其实更偏向于洋务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二十日，清德宗下令赏给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一时这四人在官场上被视为颇有点权势的人。但这军机四卿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和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有很深的关系，张之洞让湖南巡抚陈宝箴把他们推荐给光绪帝。杨锐入军机处后，往往认为林旭的文稿过激，多次强令易稿，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刘光第在入军机前任刑部主事，虽也曾参加保国会，但他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采取调和态度，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
从军机四卿中就可看出，有一半都是洋务派。而从清德宗对张之洞《劝学篇》的态度也可看出。《劝学篇》专门攻击维新派，列举维新派的观点并逐条批驳。而光绪帝大肆推广此书，并表扬张之洞，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
光绪皇帝之所以起用维新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但维新派有很多建议都没被采纳或者变了味。例如康有为曾提出过国会，这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可就连这种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都没有一个字。光绪皇帝允许资产阶级发言的限度仅是“各部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督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凡接有条陈事件，如系封口呈请代奏，即著将原封进呈，毋庸折阅。其具呈到院者，即将原呈封进，不必另行抄录，均著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倘有阻隔，即以违指论处。”其实，仅仅允许“上书言事”，离梁启超所谓“最为文明者”“最进之国体”还相距甚远。
康有为还提出“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这个制度局是要对变法的“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删，若者宜改，全体商榷，重为草定”。制度局下设法律局等十二个局分管各事。很明显，康有为是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康有为认为：“今欲行新政，但听人言，下之部议，尤重者，或交总署枢臣会议，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详善，必不可得也。”这就是说原来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没用，因此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
康有为
康有为关于“开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送上去，清德宗交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两个多月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复奏，说了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清德宗又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议，“毋得空言搪塞”。但这仍遭到这些大臣的抵制。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于六月十五日用“变通办法”在实际上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皇帝延见廷臣，于部员卿贰中，如有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宜予随时召对，参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督查院值日之日，应轮流派讲读编检八人，中赞二人，科道四人，随同到班，听候随时召见，”“其制度局之变通办法也”。按照这种方案，康有为所谓“草茅之士”是没有份的。对于世铎等人的复奏，清德宗表示赞同，“奉旨允行”。康有为只得感叹：“与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
光绪皇帝把公开指责“老耄守旧之人”的奏折交给“老耄守旧之人”去会议，把削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权力的意见让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提意见，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竟然连下部议的待遇都没有。
关于康有为的奏疏，光绪帝经常“下诏部议”，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弄得面目全非。康有为不断“请皇上断自圣心”，“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康有为始终没明白，光绪帝对有些事情下部议，有些事情下明诏，这一方面反映了光绪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帝政治态度的表现。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局（或称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在公车上书时就提出：“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管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赏雪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洋务派也赞成“振兴商业”，但他们的办法不同。百日维新中，清德宗多次发布“振兴商业”的上谕，四月二十四日曰：“前经该衙门议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但能实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着各省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素筹办。”六月初七又说：“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两道上谕都说要地方官简派和督率员绅办商务局。而“员”是在职官员，“绅”是卸任官僚和有科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由这两种人办，而不准普通商人参加，这也完全是洋务派的政策。
七月初五，光绪帝又发出“训农通商”的上谕。上谕虽说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但并不是康有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务的主张。商务应由中央机关统管还是由各省分办是维新派和洋务派的争论问题之一。维新派主张由中央统管是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冲破分割状态下的封建制度给发展工商业造成的障碍，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希望摆脱买办阶级压制的愿望。洋务派主张分办则是要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实力。而光绪帝的上谕规定，农工商总局大臣的任务仅仅是“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各省的农工商分局则由督抚选派绅士管理。而被任为督理农工商总局的三个官员都是洋务派所信任的人，还只是三品卿衔的道一级官员，当然管不了各省督抚。
爱新觉罗·载湉
至于废除厘金这种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已经怨声载道的苛暴税收制度，光绪帝更是直接拒绝。七月二十九日还发布上谕为厘金制度辩护：“即如厘金一事，起自军兴，为东南各省饷项所从出，经曾国藩、胡林翼厘定章程，法称最善，行之既久，经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丛集，利析秋毫，徒滋纷扰。值此帑藏奇绌，需饷浩繁，户部职领度支，当思如何兴利除弊，如何开源节流，统筹全局，力任其难。总之理财之道，取之农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不外从前创办厘金之良法。”在这个问题上，光绪帝显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为最重要的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清德宗虽然同意了废除八股，但只是废除了形式，换汤不换药：“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紧接着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这道上谕完全是洋务派的观点。对于改革科举的争论，光绪帝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
光绪帝并非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禁止缠足都被清德宗采纳，但都是次要问题。在重大问题上，清德宗是没有采纳维新派的意见的。而在百日维新中，清德宗虽下了一百多道诏书，但是反复强调的都是练兵和筹饷。这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可以说，光绪帝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的。
当年清德宗之所以会被维新派所震动，是因为在上书中有一旦亡国，皇帝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甚至像明思宗一样自缢于煤山。清德宗对奕劻讲：“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并要奕劻转告慈禧，慈禧听后大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劝解，慈禧才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便向光绪帝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
明定国是诏发布后，慈禧立刻命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并以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命二品以上大臣到太后前谢恩。随后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并使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崇礼署步兵统领，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可以说京畿的兵权全被慈禧把控。这之后她才对光绪帝表示：“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清德宗采取的这些措施完全倾向于洋务派，这是因为洋务派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而维新派则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洋务派的观点对于维护清朝的统治有益，而维新派的观点则要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是光绪帝不能容忍的，也是清德宗支持洋务派的重要原因。而慈禧太后对于洋务派的观点也是支持的，所以她在百日维新中并没有采取措施去阻挠。
叶赫那拉·杏贞
但是清德宗和慈禧太后双方最重要的分歧是权力的归属，慈禧太后允许清德宗进行改革，但绝不允许他有自己的亲信。七月十四日，清德宗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等机构，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的巡抚。十六日，清德宗把阻挠主事王照上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交部议处。再加上二十日任命军机四卿触碰了慈禧的底线，慈禧从此开始采取措施对清德宗实行限制了。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载：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由间道入西直门，带人直达皇帝住处，把一切文件都搜括拿走，又把皇帝召入训斥：“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清德宗半晌才说出一句：“我无此意。”慈禧又唾他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当即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换句话说，清德宗起用维新派只是要形成自己的势力，以与太后抗衡，要太后“给我事权”。对此，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指出，光绪皇帝担心的是太后把他废置。他经过盘算，不能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也就不能排斥太后的权力。他搞戊戌变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位：“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述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可以说，章太炎的推断是很有见地的。
清德宗的失败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位之争的失败，由于清德宗引用维新派，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维新派，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清德宗实行的，更多的还是洋务派的观点。而在戊戌政变后，荣禄的党羽陈夔龙也在《梦蕉亭杂记》里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说慈禧太后不反对新法，是指的洋务派的新法，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里也说：“太后敌视变法，是毫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辞的”。毕竟慈禧虽然恢复了清德宗裁撤的那些衙门，并停止“不应奏事人员”上书言事，取消《时务报》，不久还恢复了八股取士，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她并没有全部取消清德宗实行的“新政”，只是压制了他想当真皇帝的愿望，扑灭了维新派。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守旧派和洋务派都获得了成功，而维新派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