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史以来最幸福的男人莫过于爱新觉罗.弘历——生于鼎盛帝王之家，25岁登上皇帝之位，在位期间内外皆无大患，上千万平方公里疆域内的近三亿人莫不称臣，三宫六院，多子多孙，晚年无大病，88岁寿终正寝。
乾隆四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乾隆的五世孙载锡出生。乾隆高兴之余在史书上一查，发现历史上从没有过哪位皇帝得享五世同堂之乐，乾隆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为感谢上天的眷顾，乾隆谕令各省总督、巡抚，查明全国五世同堂之家，加以赏赐。不久后，军机处就得到了全国各省呈报的五世同堂的老人共一百九十二人，其中四人已逾百岁。
看了军机处汇总的报告，乾隆皇帝心思一动，不禁想起了自己12岁那一年，69岁的祖父宴请全国65岁以上官员的盛举。
事事以祖父为榜样的乾隆，就这样动了举办第三次“千叟宴”的念头。
千叟宴是乾隆的祖父康熙发明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六十大寿，康熙一查史书，发现六十岁在同行中已属罕见，因此决定大办特办。
很快的，在有司操办之下，为庆祝大寿搭建的彩棚从北京西直门一直延伸到畅春园，长达20里。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康熙希望来参加他生日party的人越多越好，但同时他又希望来的人跟他年龄相仿，不要有代沟。
于是不知是他自己灵光一现还是哪个大臣出的主意，“千叟宴”应运而生。康熙传谕全国，令60岁以上老人能来的都来，最终来了一千九百余人，包括宗室耆老、内外文武官员年长者，以及地方官府选送的民间老大爷。
这便是第一次千叟宴。宴会在畅春园举行，作为皇家御宴，这样的规模确实罕有，但作为千叟宴，这是规模最小的一次，赴宴者也主要是宗亲和官员，来自民间的很少。
满族统治者以“爱过节”著称，皇帝的生日也是节，叫做“万寿节”。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已经69岁了，因为预感自己可能坚持不到70岁，于是康熙决定把六十九大寿好好办一下。
于是举办了第二次千叟宴，这一次，与会者年龄标准提升为65岁以上，但是前来赴宴者人数却比第一次更多，宴会也改在乾清宫大殿举行。
时年12岁的弘历也参加了这次盛宴，不过不是来吃喝的，而是作为皇孙来给宗室耆老和一二品大员斟酒的。
这场千人大宴会的非凡景象给弘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他心目中祖父文治武功的鲜活体现。乾隆从小在康熙身边长大，对这个祖父十分崇拜，因此执政以后事事都以康熙为榜样。
转眼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对自己五十年来对天下的治理十分满意，75岁的乾隆自撰了一篇《古稀说》，称大清在自己治下“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志得意满的乾隆于是想起了祖父发明的千叟宴，打算再办一次千叟宴，以彰显盛世景象。
这一年正月初六，第三次千叟宴在乾清宫大殿开宴了。这一次乾隆定的年龄门槛是60岁，跟康熙第一次千叟宴时定的门槛相同，但由于几十年来国力有所发展，加上天下承平日久，因此开宴这天一下子来了三千多人！
来赴宴的老人包括宗室耆老、内外文武大臣、致仕大臣，以及民间人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来自民间的老人很多。
要给这些老人排排坐，乾清宫肯定是坐不下的，实际上殿内只布了50席，基本是宗室和近臣；而殿外平台上布了244席，甬道左右124席，台阶下的空地上382席。
席间，乾隆皇帝召一品大臣和90岁以上老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同时乾隆的皇子皇孙们作为小辈，亲自执酒器给殿内的宗亲近臣们依次斟酒。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种御宴上给人斟酒的都是宦官，其实不然，据清代史书记载，在皇家筵席上负责斟酒往往是皇子皇孙或者光禄寺的官员。
宴会中老皇帝兴致颇高，多次举杯邀全场共饮。一开始一些老人十分惶恐，纷纷双手持杯站起来喝，乾隆见状，谕旨“毋须起立”，以示敬老爱老。
据光绪年间吏部官员何德刚所著的《春明梦录》记载，这种大规模御宴基本是分餐制，一到两人一个案几，食物摆在案几上，人席地而坐。
清代御宴的饮品有两种，一是奶茶，这可能跟清代统治者与蒙古联姻有关；二是酒，这酒是皇家特供，由光禄寺良酝署酿造。据何德刚的说法，这酒喝起来略带甜味，和平常在外面所喝的酒略有不同。
那么千叟宴上都有哪些菜肴呢？其实菜色并不固定，要由皇帝在设宴前定夺。不过考虑到历次千叟宴都是在农历正月里举办，再考虑到赴宴人数众多，而且席面很多都设在殿外，因此据专家考证，千叟宴的菜肴应该是以饽饽和火锅为主。
“饽饽”是满族对各类面食糕点的统称，诸如花盏龙眼、艾窝窝、果酱金糕、双色马蹄糕、凤尾烧麦、五彩抄手、玉兔白菜、四喜饺等等等等，都属于清宫菜里的“饽饽”一类。
而火锅也是清朝统治者冬天非常喜欢的佳肴。由于来自山海关外，因此清代皇家的火锅也有鲜明的关外特色，随火锅同上的围碟中，除了羊肉鱼肉，还包括鹿肉片、飞龙脯（一种长白山野鸟肉）、狍子脊、山鸡片野猪肉、大叶芹、刺五加等等。
如前所述，乾隆五十年的这次千叟宴上，来了很多民间寿星，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这些民间老人即便是当地乡绅，恐怕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精致的珍馔佳肴，激动之下，纷纷大快朵颐。
一时间，乾清宫内外觥筹交错，韶乐绕梁，好一番盛世景观。在场的御用文人直呼：“恩隆礼洽，实乃万古未有之举！”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这场千叟宴结束之后，很多来自民间的老人回去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难道乾隆在菜里下毒了不成？当然不是，这些老人去世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舟车劳顿。
千叟宴距离现在虽然不过二百多年，但交通条件却是天差地别，不但效率低，而且不舒适。而参加第三次千叟宴的民间老人，是全国各地选送来的，有的来自河北倒还好，但那些来自东南甚至大西南的老人就不那么轻松了。
当时的交通效率有多低呢？山西榆次按说离京师不算特别远了，但这里选送的老人家也是腊月出发，走了半个多月才到京城。
而赴宴者中年龄最大的郭鈡岳，是福建莆田人……老人家从莆田出发，下了车上船，下了船上车，折腾了不知多少遍，才得以赶到北京。
而宴会结束后，老人们又得原路返回……一番折腾下来，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就算有人陪同照顾，也都累得散了架。
因此回家后纷纷一命呜呼，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虽然没有在菜里下毒，但为了搞这种粉饰工程，不顾这么多老人的死活，跟下毒也没太大区别。
然而乾隆还没有尽兴，十年之后，他又办了第四次千叟宴。
其实千叟宴营造的盛世景观之下，掩盖不住的是腾涨的物价、惊人的腐败，以及上千万饥民的呻吟和怒吼。
就在弘历自诩为“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的乾隆年间，其实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民变从未停止过。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乾隆四十六年陕甘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及至后来波及数省的白莲教起义，全都被乾隆靠武力血腥镇压。
真不知他“民庶之安，臣服之普”几个字是怎么说出口的。同时即便是在相对和平富庶的地区，民众的生活也十分艰难。清代钱泳所著的《履园丛话》记载了康熙到乾隆晚期吴郡的物价。
吴郡就是苏州，属于明清时期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中央的财税重地。据《履园丛话》记载，康熙中期大米每升7文，到乾隆五十年以后，上涨到每升34文。
类似的，康熙中期上好的田地5两银子一亩，到乾隆晚期，一亩地值银50两。
物价之所以上涨，民变之所以频发，个中原因其实乾隆心知肚明，那就是人口太多。
1783年，乾隆批阅完奏章后闲来无事，做了一首打油诗，题为《谷数民数》：
“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
粮食相较于建国初期只翻了一倍，人口却翻了二十倍，因此造成物价踊贵——乾隆对问题的本质看得很清楚。当然，他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人口增长的倍数没有二十倍这么多，而是大概4倍左右。
顺治八年，清朝统计户口，得一千零六十余万户，按一户5人计算，再加上勋贵士大夫可能瞒报的人口，当时清朝人口大概在6~7千万。
康熙雍正时期，由于实行了摊丁入亩，人口爆发式增长，到乾隆四十年，统计人口得二万六千四百余万人（2.64亿），相较于顺治八年翻了四倍——这个人数已经逼近了农业时代中国承载力的极限。
而与此同时，清朝的吏治又腐败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康熙时期，巡抚年薪是一百五十五两，总督年薪是一百八十两。可他们的灰色收入能达到多少呢？
雍正元年，新登基的雍正帝进行了一次反腐调查，查明山东巡抚每年收受礼金十一万两，广东巡抚一年收受六万两，两江总督一年收受二十万两……
在如此巨贪治下生存的百姓，其境况可想而知。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从康熙晚期开始，清代十分严重的流民现象就已经愈演愈烈。
以至于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都达到了“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的程度。
而在全国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这些流民其实就是天灾人祸下在原籍无法生存的难民，居无定所。
在流徙过程中往往汇聚成群，可仍是一盘散沙，无论受雇于地主还是手工业厂主，都受尽压榨，如果想开垦荒地，则要受官吏刁难盘剥。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到中国，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中国“普通市民”的状况令马嘎尔尼感到震惊，他写道：“他们十分瘦弱，而为了抢夺使团抛弃掉的鸡鸭鱼肉和茶叶，围观的清朝人会纷纷投入到水里，游去争抢。”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就像看不见一样，或者说视若无睹。
1796年，86岁的乾隆帝已经把皇位禅让给儿子嘉庆，这一年的正月初四，乾隆帝在宁寿宫皇极殿举办了第四次千叟宴。
考虑到自己年龄已经86岁，因此乾隆帝把这一次赴宴者年龄门槛定为70岁以上。别看门槛高了，来赴宴的人数并没比上次少，据记载参宴者有3056人，邀赏者有5000人。
而且这一次，朝鲜、回部、西藏、安南、廓尔喀的使臣也前来共襄盛会，列席在殿廊下。爱好做诗的乾隆帝这次还安排了一个助兴活动，那就是即席赋诗。宴会结束后经统计，共得3497首……
这便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千叟宴，据朝鲜使臣记载，太上皇虽有些老态，但高兴起来豪迈不减当年。
乾隆做为封建皇帝，距离现在虽不过二百来年，但其思想观念与我们是迥然不同的，对他来说，国之大事，在嗣与戎，至于民生的困苦，从来不在他考虑范围内。
十分讽刺的是，此次千叟宴仅仅过去三天，正月初七，湖北荆州、荆门一带聚集的大量流民在张正谟、聂杰人的率领下爆发了后来波及数省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对清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彻底撕碎了“盛世”的遮羞布。
参考文献
（清）昭梿 撰．啸亭杂录 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