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 主办方供图
10月28日，在“2022中国实体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表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数字技术大国，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技术加速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促进实体经济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这）不是选答题，而是必修课，早转早受益，晚转晚受益。”
张军扩表示，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从试点培育到快速成长的过渡阶段。不仅进一步转型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很大，任务依然艰巨，而且面临关键技术和产业基础薄弱、复合型人才缺口大、工业物联网标准不健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难、数据安全法规保障滞后等较突出的问题，亟需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协同努力加以克服。
谈及如何创造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张军扩称：“无论是智能化改造，还是数字化转型，企业都是实施的主体，都是主要力量。政府只是推手和助手，转型不能‘为转而转’，最终目的是能够提高企业产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如果企业有意愿、有能力，而且内外条件有利，转型不仅能够顺利进行，而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如果企业能力欠缺，内外条件不是很有利，即使硬推，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关键就是要从克服、缓解企业转型面临的各种难题、制约因素出发，尽量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赋能，增强其转型的能力、意愿和信心。”
张军扩分享了六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机器设备数据、工业信息化数据和产业链的数据。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生产数据的采集能力。近年来，我国虽然在生产设备数字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方面进展显著，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下一步要着眼于提升内外贯通能力，协同推进外网和内网建设。
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企业内部设备的技术改造。我国制造业门类多，市场主体数量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工业设备可以说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并存，总体上以电气化为主，还有不少企业甚至处于手工作坊的阶段。要想进入人机互联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改造任务依然很重。因此，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激励和支持企业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对设备进行网络化改造。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支持企业建设5G全连接工厂，持续增强企业的外联能力与稳定性。
第二， 要促进制造业数据的联通和共享。数据的联通和共享既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提基础，更是充分释放数据潜在价值的关键所在。目前制约数据联通共享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标准，二是安全问题。
调研发现，当前制造企业的存量设备供应商多、型号多、接口多、协议多，在工业设备联网上云操作过程中，由于各家设备接口不统一、网络通信协议不兼容，往往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接入系统，不仅增加了上云的难度，也增加了连接成本。另外，处于同一产业集群以及不同产业集群，但利益相关的企业，出于商业利益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大都不愿意共享那些涉及生产经营、商业机密的数据。因此，下一步要聚焦促进数据联通共享这个难题：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工业设备的互联互通标准，推动工业设备接口互认、协议兼容，提升行业设备的联动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统一的工业大数据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提升工业数据的治理能力，促进数据合理流动，安全交易，共享使用。
第三，要强化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供给。与过去信息化主要侧重于企业流程再造不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转型，更是一种认知的转型、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的深层转型，是涉及企业战略、组织、运营、人才等一系列一体化、系统化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既是“一把手”工程，也是全员工程，既需要企业领导人立足行业发展大势，以数字化转型带动整体战略的升级，也需要全体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心理认同和行动支持。特别是需要既懂数字化技术又懂经营业务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支持。
相关调研显示，当前高级复合型人才的短缺是企业转型最大的制约因素。为此要强化政策的引领导向作用，充分发挥院校、企业、平台等各方主体的优势，立足产业转型需求和人才梯队的有机组合，多维度完善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要努力打造数字化转型人才共享资源池和数据库，促进智力服务交易流转体系的建设。综合采用企业内训支持、专家顾问服务，联合培养认证等方式，实现高端人才资源的跨界流转和开放共享。
第四，要支持培育数字化转型等集成服务商。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大多并不具备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积累、人才队伍、集成解决能力。需要服务商对企业进行专业诊断，提供从规划设计、系统开发、建设部署到运营维护的“一揽子”服务。近年来，数字经济市场火热，平台数量增长很快，给相关集成服务商带来了很大的商机。但相关的调研也发现，目前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集成服务市场上，服务商的服务能力与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服务商脱胎于传统信息系统集成商，相对来讲集成能力、智能化能力存在不足。
为此，一方面要通过财务支持、政府采购等适当的方式激励集成服务商结合既往经验，梳理形成分行业、分区域、分类型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及推进路径，形成经济适用的标准化模块，降低方案的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励和促进不同行业专业领域的服务商通过联合、合作等方式形成综合服务能力，提供集成改造和整合方案，赋能更多的传统制造企业。
第五， 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对外依存度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很多依赖进口，尤其是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相关的芯片、基础软件、工业控制技术、网络传输系统等卡脖子情况更为突出，产业链供应链的补齐尚需时日。此外，我国高端基础工业软件研发存在短板，云化工业软件能力不强，生态尚待构建。
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短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多措并举，持续给予政策支持。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对关键共性研发的支持政策，要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智能传感，云化工业软件，云计算中心等关键技术领域，促进国产芯片模组器件设施的产业化和应用推广。另一方面，要支持研学用加强对接联通，联合开发面向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需求的系统装备，用好用足“首台套”“首批次”等财政支持政策，助力装备企业在使用迭代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六，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企业是数字化、智能化的主体，近年来受国际形势、疫情多发等影响，企业经营环境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生存发展承受较大的压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不少企业处于迷茫状态，难以确定未来竞争的着眼点和商业模式，缺乏转型的方向。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在于转型，未来愿景不明，转型方向不清晰，企业的数字化方向也难以理清，动力与能力都会不足。即使迫于形势有所部署，往往也是数字化战略和业务发展的两张皮，难以形成竞争力或者商业价值。
因此，当前情况下，促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不能简单就数字化论数字化，必须首先解决好企业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向、发展信心问题。换句话说，除了要注重与数字化、智能化直接相关的外部政策环境的优化之外，还要高度重视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包括疫情防控措施的精准优化，监管政策的进一步透明可预期，重点领域的改革加快推进等等，只有这样，数字化、智能化才会具有更好的基础，也才能够取得更可持续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