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人云“学高为师”，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也需要帝师来教导。因为开国之君大多是从皇权之外爬上去的，并且他们大多是没有帝师的，即便是有老师，也是在他们称帝之前的。但守成之君就不同了，没有经历过战场，也没有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一个能力出众的老师就非常必要了。在古代的治国体系中，皇子们学习的也大多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但溥仪身为末代皇帝，却接受到了许多的西方教育。
溥仪要想学到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就必须聘请西方的饱学之士来给自己当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溥仪的洋帝师的。能够给皇帝当老师，自然不是一般人，所以庄士敦的学历也是非常耀眼的，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以及牛津大学。庄士敦主要教溥仪的英语、数学和地理等西方近代学科，年轻的溥仪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也和庄士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也影响了庄士敦对大清的感情。
庄士敦被邀请进入紫禁城担任洋帝师是在1919年，对近代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灭亡了7年之久。当初为了逼迫清室退位、减少顽固派的抵抗情绪，袁世凯在谈判桌上为他们争取到了优待条例。其中一条就是：溥仪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民国政府以对待外国君主的规格对待。换言之，清朝虽然灭亡了，但是溥仪依然是紫禁城里的皇帝。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荆城。
身为一个英国人，庄士敦的汉学功底是一些中国学者都比不上的，是个十足的“中国通”。他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他都能信手拈来。但他最为崇拜的，还是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面对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大肆传教，他以“林绍阳”为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书中对基督徒的做法强烈指责。以至于他被自己的同胞骂作“英国的叛徒”。
崇尚儒家思想的庄士敦，取《论语》中的“士志于道”，像中国人一样为自己取了一个字——“志道”。庄士敦这个英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喜爱可见一斑，但这还不是他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当时清王朝的落后，导致西方人对中国都持有一种歧视的色彩。但庄士敦却像一个辩护律师一样，不断地为落后的中国慷慨陈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
受庄士敦的影响，年轻的溥仪非常渴望能够去往西方留学，只是因为敏感的身份而不可能实现。溥仪对自己的这位洋老师非常尊敬，二人没有传统的君臣之分，更多的是亦师亦友。溥仪大婚之日，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虽然大清已经亡了，溥仪就是给庄士敦封王都不过是个虚衔，但是庄士敦依旧将其视为自己至高无上的荣誉。1930年，庄士敦返回了英国，此后的7年里，他长期在在伦敦大学教授自己热爱的汉学，继续传播着中华文化。
1935年的时候，庄士敦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为了再见他的学生溥仪一眼。此时的溥仪已经在长春当上了傀儡皇帝，在设宴款待庄士敦之后，他希望老师能够留下来辅佐自己，但是庄士敦婉拒了。庄士敦写了一本《紫禁城的黄昏》，专门描写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宫廷生活，再加上有溥仪亲自为其作序，这本书在伦敦大卖，庄士敦也赚得盆满钵满。他用赚到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不仅在岛上升起了大清的龙旗，还会在有客人来拜访时换上溥仪所赐的一品顶戴。
庄士敦对中华文化可以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而他在目睹了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之，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担忧：
近百年之前，一个英国人做出了这样一个预言。历史告诉我们，庄士敦说的的确很符合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事实。历经了百年磨难的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祖国的复兴，的确丢失了非常多的东西，而且许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依旧在努力的寻找，却又不得不面对它们成为遗产的事实。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