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的几年，天下潮流浩浩荡荡，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反对专制的斗争风起云涌，满清江山危如累卵，但满清政权不想改革只想糊弄，终于让人民失去了耐心。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终于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辛亥革命来得太突然，革命党人没有准备，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革命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控制全国局势的政权，中国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全国各地群魔乱舞出现了称霸一方的军阀无数，中国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中。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四川军阀。从宣统退位到国民革命军入川的24年里，四川军阀派系林立，争斗不断。四川先后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军阀一百个多个，发生规模不等的战争数百次，给四川及周边地区的人民带来我沉重的灾难。那么在民国前期四川军阀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像山西的阎锡山一样，出现一个能控制四川全局的军阀呢？
一、革命是军阀产生的外因。革命是没错的，革命是万世之功，没有革命也许中国还是万恶的封建社会；但暴力革命是所有革命的最坏形式，是顽固不化的清政府逼出了革命。革命用暴力打掉了旧秩序，新的秩序却没有及时建立，所以就陷入了天下大乱，各路军阀应运而生。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军阀眉开眼笑，终于没有了中央政权，他们纷纷通电独立，宣布“革命”。四川军阀也不甘落后，也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革命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当时的四川一夜之间出现了四个“政府”，谁也不鸟谁。军政府里有生出了许多派系，什么保定系、武备系、国民系、速成系等等，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唯一的目的就是鱼肉乡里，吃喝嫖赌、发财玩女人，扩大地盘。当时四川有句民谚：恶狗遍地叫，袍哥（代指军阀）遍地走，魔怪屋里坐，革命哪都有。
二、地理位置和人口是滋生军阀的土壤。四川地处西南一隅，蜀道交通不便，蜀地地形险要复杂，可谓是天高皇帝远；因此四川成了历代统治者皇权薄弱的地区，这里民风彪悍，中央政权凝聚力差，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可程度低。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人口锐减，减少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清政府为了弥补四川的人口损失，发起了强制性的“湖广填川”运动，虽然四川人口得到补充，但矫枉过正也导致蜀地人口激增，短短几十年时间四川人口增加了十几倍，从150万人口左右激增到近五千万。
三、制度是催生军阀的产床。1918到1924年熊克武主政四川，他是蜀中土皇帝，也是四川军阀林立的始作俑者。护国战争爆发后熊起兵响应，二次革命后失败逃亡日本，1917年熊卷土重来，1918年为四川督军。熊克武就任时，四川好多军阀已经自成体系难以管理，为了维持稳定，熊克武立足未稳就采取权宜之计，承认这些军阀的自治权，承诺不动他们的奶酪。作为安抚，熊克武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地盘统揽军政税收大权，并借以解决他们自己的军饷。
得到了熊克武的尚方宝剑，那些军阀们就开始堂而皇之地当起了土皇帝，变着花样对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对他们欺压盘剥。有权力就可以巧取豪夺，有钱了就可以扩大实力，有实力了就可以对外扩张，蚕食别人的地盘。这样一来军阀们就混战不休，蜀地就永无宁日了。由于军阀们拥有财权，不管谁当四川的老大都是名义上的，因为这些军阀有粮饷就有恃无恐，有对抗上司的资本，想剿灭他们并非易事。
一句话，军阀们已经尾大不掉了。哪怕是像刘湘这样根基深厚有背景的军阀大鳄，对刘文辉那些大小军阀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拉拢安抚。细数那些四川军阀，小得不说，那些大军阀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个个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只会祸害百姓、为恶一方。真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大炮一响、家破人亡。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些军阀还真不知道横行到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