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茅斯的杰佛里所著的《不列颠诸王史》是一部叙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前不列颠历史的伪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世俗教士杰佛里用一些或来源于传说或由自己虚构的故事描绘了近百位国王。在杰佛里所处的 12世纪，英格兰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带有现实关怀的《不列颠诸王史》对虚构的古王的描述，证明了该时期理想的君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既应当是征战的武士型国王，又应当是虔诚的信徒型国王，但是对其身为世俗国王的要求要高于对其宗教性的要求，其对外作战功能则被视为比其他世俗功能更重要。这一国王观念来源于现实，被伪史所建构并影响着整个 12世纪国王形象的塑造。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
一、 《不列颠诸王史》与虚构的国王们
不列颠岛早期的历史至今仍处于一片迷雾之中。在罗马征服之前，很难通过文字史料来了解居住于不列颠岛上的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和达到了怎样的文明程度。断片化的考古成果也只能证明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并创造过相对于欧陆文明极其原始的文化。直到罗马人到访的时代，才有不甚可靠的文字资料能够让我们检索那个时代不列颠人的状况，如《高卢战记》中对于协助高卢人抗击罗马的不列颠人的记载等。但这些资料无一不是通过他人之手所写的：罗马对不列颠的入侵和征服、长城的建造和罗马大道的修建、不列颠行省军事化的管理等都只能从罗马人写的文字材料，以及留下的碑铭或钱币等实物去寻找。在罗马人离开之后，所谓的不列颠文明又再次回归了迷雾状态。直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才出现了诸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等由实际居住于该地的历史学家所写的著作。
古代欧洲素有用传说对失却的历史进行补全的传统，如罗马人为了强调自己与希腊文明一脉相承的特性，以与迦太基的野蛮形成对照，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的记载和罗马城的建立结合起来，树立了埃涅阿斯的建城神话。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及之后的英格兰人也试图通过神话补全这段仅仅存在于罗马记载的只言片语中的历史，8世纪的南尼厄斯（Nennius）所写的《不列颠史》（Historia Brittonum）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依靠传说和想象所进行的“历史补全”一直持续到诺曼征服之后的封建时代。而蒙茅斯的杰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则总结了前人对不列颠史的记载并辅之以想象，最终于约1138年创作出了《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e）——这是一部对不列颠从传说时代到盎格鲁—撒克逊侵占前的历史和诸王进行系统梳理的著作。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历史的记载都应以还原历史真实为写作目标。但《不列颠诸王史》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伪史（pseudo-history）。仅从《不列颠诸王史》的题献而说，杰佛里的写作似乎完全是基于已有史料，他认为在他之前对于不列颠人的记载做出最杰出贡献的是吉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的毁灭》（De Excidio Britanniae）和“尊者”比德（St Bede the Venerable）的《英吉利教会史》。在他们之外几乎找不到关于不列颠诸王的记录了，但他们的记录却相当不完整。而杰佛里恰巧得到了牛津大助祭沃尔特（Walterus Oxenefordensis）送给他的一本用不列颠文字写作的古书，这本书号称记载了不列颠所有国王的事迹。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他完成了《不列颠诸王史》。然而这本古书已经佚失，其是否存在也依然存疑。从杰佛里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他所写的这些国王的事迹尽管煞有其事，但更多地带有中世纪的印记。例如他对国王和手下封臣、骑士关系的记载明显来源于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对国王加冕和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则显然脱胎于基督教会下信仰划一的西欧。而这都绝不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前以部落为主要社会结构的不列颠岛出现。
总体来说，蒙茅斯的杰佛里对不列颠史的建构相当完整且尽量贴近了已知的事实。例如对罗马入侵的记载和《高卢战记》中恺撒的记载十分接近，e这种描绘将不列颠的历史纳入了世界古代历史的发展线上，但未知的史实却用了很多他所处时代的想象进行了补全。这使得他笔下的不列颠史更像是一段取自中世纪的历史，他笔下的国王也更像是封建时代的国王。和他笔下的近百位虚构国王相对应的是，他对每个着墨的国王几乎都有比较明确的或褒或贬的评价。正因为是虚构的国王，蒙茅斯的杰佛里才能不带有任何对史实人物的偏见，明确地表示赞同或反对。也正因为如此，他通过笔下或被赞扬、或被贬斥、或褒贬兼而有之的国王明确地勾勒出了他眼中封建君主的理想形象。再加之杰佛里的旧不列颠人身份，他也更倾向于将不列颠诸王塑造成当世国王的理想模板。从叙述历史事件的角度来说，这类虚假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从文本中推导出观念性质的内容则完全可行。小说“能够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和小说相似的虚构历史同样能起到这种反映现实观念的作用。其中关于12世纪“理想国王”的观念也可从《不列颠诸王史》中窥知一二。
封建制下的君主应该是什么样的君主，即当时当地的人们关于国王的观念，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中世纪的写作者多为教士，与教会观念的契合程度往往成为衡量君主是否理想的指标，被颂扬的通常是所谓的“圣徒国王”。例如参与十字军行动的君主和用宗教观念严格约束自身的国王往往是教士理想中的君主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法国“独一无二的理想国王”圣路易，即路易九世。尽管路易九世的十字军实际上取得的成就颇小，但他严格遵循宗教斋戒和苦行、施舍穷人、严格遵循基督教关于婚姻的戒律，并能够发挥诸如“以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圣迹，这使得他成为教会作者笔下的“完美之王”。相反，一些在扩张领土等方面取得成果的国王往往因为有违教会价值观而被贬损，如法国的菲利普一世因为多次婚姻而被教会贬损，甚至逐出教会，尽管他所做的正是为了保住他的领地。教会对话语权的控制使得我们很难看到世俗领域对理想国王的想象。
具体到12世纪的英格兰，对理想国王的最经典论述同样来自一名教士，即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约翰在1159年写就的《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一书中关于理想国王的论述，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探索12世纪国王观念的经典文本。19世纪时，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历史学家们追溯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国王观念，并认为理想中的国王应当是符合王在法下的“宪政”观念，而非“自行其是”的国王。将这一理论套用在12世纪，提出国王应受节制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自然成为阐述理想国王的代表人。相比于杰佛里的片段式的表述，约翰对理想国王的论述相当全面。他既主张“王权神授”，认为国王的权威来自上帝，因此应当按照上帝的意志保护国家和教会，也受到古典共同体理论的影响，将国家比喻为人的身体，国王则是头颅，因此国王在上帝的允诺下享有世俗统治权，但应受到这一共同体的制约。《论政府原理》还提出了“诛暴君”论等中世纪王权理论，是中世纪英格兰少有的体系完备的政治理论作品。
然而约翰的论述是否能够代表当时英格兰的国王观念，这已经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质疑。孟广林教授指出约翰的论述有诸多矛盾之处：在约翰的“诛暴君”论中，“失道”的国王既应当被消灭，而人们又没有权力惩罚享有宗教权威的国王。此外，国王既要维护他所处的共同体—英格兰的利益，还要维护给予他权威的机构—教会的利益，当二者的利益面临冲突时应当怎么做？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约翰的著述，还是在他对现实事件尤其是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争这一事件的回应中都未获得明确的解答。而随着中世纪王权研究的推进，13世纪之前的英格兰国王“拥有统治王国各社会阶层的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这一情况已经成为共识，这与约翰将王权纳入神学政治伦理之中的论述显然有一定的错位。约翰无法弥合这种错位，被他视为“所有时代最伟大国王”的亨利二世在《论政府原理》写成仅两年后的1161年，就与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约翰的理想与英格兰现实的差距可能来自他求学欧陆，和罗马教会关系密切的经历，因此难以被视为12世纪英格兰的参照。鉴于这种状况，约翰虽仍是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但更多学者转向了研究具体的史实，通过对斯蒂芬、亨利二世、理查一世等国王具体行为的研究来还原12世纪的国王观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蒙茅斯的杰佛里作为一名未出过不列颠岛的世俗教士，a《不列颠诸王史》作为一部呈给世俗领主格罗斯特伯爵罗伯特（Robert of Glouceter， 亨 利 一 世 的 私 生 子 ） 和 梅 伦 特 伯 爵 沃 尔 仑（Waleran de Beaument）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探究“理想国王”品质的特殊角度。《不列颠诸王史》并不以完整地论述何为“理想的国王”为己任，而是在叙述伪王故事的过程中间接地展现对国王身份的种种认知，因此能够更自然地展现出理想国王的特质。该书塑造的伪王有近百位，其中既有着重描述的，例如传说中建立不列颠的布鲁图斯（Brutus）、悲情国王李尔王（Leir）以及被奉为传奇国王的亚瑟王（Arturus）等；也有仅有名字却没有事迹的，如罗马入侵前的数十位国王可能仅是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而随意加上去的；更多的则是仅用少量篇幅进行记载并记以褒贬之词。笔者接下来就试图从这些或多或少的记载中找寻杰佛里眼中的理想国王形象。
二、 《不列颠诸王史》中的武士国王形象
中世纪将社会分为作战之人、祈祷之人、劳动之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直到11世纪在法国被两位教士—拉昂的阿达尔贝隆和康布雷的杰拉德发扬光大，并逐渐被整个西欧所采用。而作战就是这一设想赋予贵族的责任，所谓的贵族就是承担军事职责之人，而贵族的领袖—国王自然必须承担战争的责任。这一观念在《不列颠诸王史》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除对王位传承的记载外，全书着墨最多的就是国王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以及围绕着战争出现的外交、阴谋、巫术等。结合杰佛里被世俗领主保护的身份，他对武士国王的叙述显然为贵族群体树立了应当效仿的典范。
关于国王的战争，杰佛里叙事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不同的战争给予了不同乃至相反的评价。对于与野蛮人的战争或对外战争，杰佛里不遗余力地进行称赞。依照杰佛里的描述，在不列颠人到达前，阿尔比恩岛（Albion）居住的是野蛮的巨人，巨人十分抗拒第一位国王布鲁图斯以及他的兄弟康林纽斯（Corineus）的侵入，抗拒尤为剧烈的，是一名叫作“戈格马戈格”（Goemagog）的巨人。在与巨人的斗争中，布鲁图斯杀掉了除他之外的所有巨人并命令康林纽斯与戈格马戈格决斗以彰显自己的武力。最终胜利的布鲁图斯成功建立了不列颠王国。在这一事例中，巨人象征着身体的强大以及文明程度的落后，而作为理想武士国王的布鲁图斯所做的正是战胜其强大的身体并消灭其落后的文明。能够抵御野蛮人的进攻并战胜比自己更为强大的敌人，是杰佛里笔下理想国王的条件之一。书中关于其他国王面对强大敌人时英勇表现的叙述也有很多，如面对恺撒进攻的威胁仍不屈不挠的凯斯维拉努斯（Cassibellanus）、与皮克特人和匈人作战的科南努斯（Conanus），其中着墨最多的就是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亚瑟王。因对外战争而长期不问国事的国王不在少数，但杰佛里对他们赞誉有加，可见对杰佛里眼中的理想国王而言，战争的胜利是高于其他世俗事务的。
相反，在外来侵略中苟且于和平之下，或无力抵抗外来侵略，仅依靠他人的军事实力保全自身的国王，在书中受到了杰佛里的无情嘲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罗马撤退之后不列颠状况的描述，在这一时期不列颠没有一位能够临危受命的国王。罗马人撤离带来的是苏格兰人、皮克特人以及北欧人的入侵，贵族由于一直处于罗马的保护下，缺少战争的历练而一筹莫展，甚至由于腹部赘肉的存在连逃跑也做不到，只能“躲在没有指望的栖身之处，因为恐惧而日夜发抖”。存活者们所做的也不是积极创建属于不列颠人的军队，而是寄希望于罗马人的再次到来。杰佛里更是借罗马人之口斥责了不列颠人，要求他们“培养起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做斗争的习惯”。这从侧面反映了进行军事斗争的决心和实力是理想国王的必备之物。
虽然总的来说杰佛里鼓励封建战争，但是家族内部的战争最为他所不齿。如马加努斯（Marganus）和库尼达吉乌斯（Cunedagius）两兄弟的战争，就被他评价为被一些心里全是坏主意的人怂恿而造成的悲剧。同时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战争往往会成为外来悲剧的诱因，如国王顿瓦罗（Dunvallo）的两个儿子贝利努斯（Belinus）和布伦尼乌斯（Brennius）之间的战争，就导致国家一直处于贵族之间互相攻击、自相残杀的状态，在北欧国家的入侵中处于劣势。但经过他们母亲的劝说，二人解开误会之后，在他笔下混乱的国家仿佛又一下子获得了生机，他们甚至侵略高卢并占领了罗马。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写法把兄弟和睦与兄弟不睦放在了两个极端，前者无疑是一种理想状态。类似这种极端的描述在关于亚瑟王的叙述中也存在，莫德雷德（Modredus）叛变前的不列颠处于上升乃至兴盛期，而叛乱后的不列颠又回到了大量蛮族入侵并最终不得不放弃领土的状态，只是在这一例叙述中，莫德雷德并非亚瑟王的兄弟，而是其儿子。
杰佛里同样对国王擅自削弱贵族、违背与贵族的约定甚至劫掠贵族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如布鲁图斯之子国王罗科里努斯（Locrinus）订下了要和大贵族康沃尔（Cornwall）公爵康林纽斯之女结婚的约定，但他却在对外战争中俘获了一位名叫“伊丝特丽尔蒂丝”（Estrildis）的蛮族女性，并与之结婚。这种违约行为使康林纽斯勃然大怒，使得罗科里努斯慑于康林纽斯的武力而被迫履行约定，但在康林纽斯去世之后罗科里努斯立即抛弃了格温德林（Guendoloena），这一不信做法最终导致康沃尔的反叛，并造成罗科里努斯和伊丝特丽尔蒂丝双双丧命。杰佛里将这样一个结局赋予这一事件，足以说明他认为国王对贵族的不义必然造成不好的结果，对同盟者的守信和尊重才能造就理想的武士国王。类似的国王还有阿奇加罗（Arthgallo），他在位期间消灭贵族，强化自身权力，最终也被贵族们联合推翻。罗科里努斯一例也树立了一个封建主婚姻的反面教材，国王的婚姻必须要以维护自身封建利益，维系封建关系为准则，擅自以自身的爱憎决定婚姻将会招致灾难性后果。
杰佛里对于封君封臣之间或亲人之间的交好则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如上述贝利努斯和兄弟布伦尼乌斯的重新交好，暴君阿奇加罗最终因弟弟埃里杜鲁斯（Elidurus）对他的包容而放弃个人权力等。三次登上王位的埃里杜鲁斯在书中所占篇幅相对不少，杰佛里对他的评价也相当高，认为他树立了兄弟之爱的典范，但他多次获得王位靠的并不是武力对抗。相反，在武力对抗中他一直处于劣势，他是被不堪忍受阿奇加罗统治的贵族推上王位的，而跟他另外两个兄弟的斗争则都是以失败告终。在这里，杰佛里要求国王能够团结贵族、善待兄弟，而对国王强大军事实力的要求则相对较弱。在《不列颠诸王史》中，穷兵黩武的国王并不是理想的国王，理想的武士国王应当是能够团结起各个贵族的军事力量并将国家武力运用于一处的国王。同样，诸如李尔王这样不能很好地处理亲人关系，最终使领地陷入混乱的国王并不为杰佛里所推崇。
综上，《不列颠诸王史》中的理想型武士国王比较接近古代史诗中记载的英雄国王形象，他们孔武有力、勇敢非凡，能够抗击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也必须要有感召力，能够动员起人民，让国家的军事力量保持在随时能够抵抗外来入侵的程度。对统治区域内的诸贵族和亲人则与封建主义的要求相当贴合：杰佛里要求他们必须对封臣言而有信，不得擅自剥夺封臣应有的权利，不得做出与封臣开战这样的愚蠢行为，更不可擅自发动与亲人间的战争，战争的理想对象是外在的力量。国王的婚姻也应贴合封建世俗婚姻的要求，要以维系自己的领地，获得最大化的封建利益，避免混入外族血统为基准。总体来说，对外战争对于国王来说要比其他世俗事务重要，这是此时国王观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 《不列颠诸王史》中的信徒国王形象
相比《不列颠诸王史》中大量的战争叙述和体现封君封臣制的内容，关于宗教的内容相对较少，作为一名教士的杰佛里似乎把世俗的内容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基督教传播之前不列颠历史的叙述之中，他对该时期不列颠诸王的多神信仰并没有强烈反对，反而对国王大建神庙的做法赞誉有加，认为这些异端神也促进了他们战争的胜利。其次，他在基督教传播之后的描述中也并没有大肆批判异教信仰。例如在萨克森人亨吉斯特（Hengistus）和霍萨（Horsa）来到不列颠时，国王沃蒂根曾询问他们的信仰，两人表示他们信仰的是女神弗莱娅（Freia）。国王在斥责了他们的异教信仰之后表示，如果他们能够与自己一同抵抗皮克特人（Picts），会赐予他们土地和财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足以显示在杰佛里所处的时代，世俗的价值观仍是占上风的，为了世俗领主的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舍弃基督教价值观的要求。对于国王来说，其世俗的理想要大于基督教加诸自身的理想。
然而宗教在《不列颠诸王史》的叙述中占据的比重并不小，诸多宗教理想都被寄托在了虚构的诸王身上，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率先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卢修斯（Lucius）国王。事实上不列颠岛广泛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杰佛里接受了比德的误记而将基督教被不列颠岛接受的时间提前了。而且和比德的记载不同，在杰佛里笔下，不列颠的基督信仰自此一直延续下去，而没有在戴克里先时代断绝。这种更改既体现了杰佛里尝试通过延长基督教在不列颠的被信仰时间，从而建构不列颠诸王合法性的意图，也证明杰佛里试图将基督教的信仰纳入对理想国王的考量之中。杰佛里认识到，即便是再英勇贤明的国王，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对于他所在的时代来说就是一位异教国王，不可能被看作真正值得模仿的对象。在《不列颠诸王史》中，国王卢修斯主动向教皇请求成为基督徒，并在受洗之后鼓励全国大小领主接纳基督教，用主教来取代之前的祭司并积极邀请罗马传教士在不列颠展开活动，给予教会特权。这正是基督教会理想中的最能促进教会发展的国王形象。同时卢修斯也遵守基督教教义，严守独身。对于独身这点杰佛里的态度显然比较纠结，一方面他支持卢修斯的这种态度，另一方面又在叙述中表示他的这一行为导致没有继承人的后果，最终使得不列颠人内部出现纷争，引起了外部的入侵。这一纠结的态度也是该时期世俗理想并未让位于宗教理想的体现。
但在和世俗利益不冲突的教义方面，杰佛里的态度就相当明确了。自卢修斯之后的不列颠国王，尽管数量不多但全部都是虔信基督教的。这说明一旦基督教传入，是否笃信宗教并不是区分好国王和坏国王的标准。笃信基督教已然是成为国王的前提，只有蛮族人才没有信仰。理想的国王是在笃信基督教的基础上能够善待教士、发挥神迹、战胜异教徒、慷慨对待穷人、注重圣礼等，最大限度满足圣徒身份要求的人。
《不列颠诸王史》中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这么一位仅具有基督徒身份却不具有这些特点的国王，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沃蒂根。按照王位继承规则，该国王并不具备登上王位的条件，而他却利用了一位具有王室血统的修士康斯坦斯（Constans），逼迫他放弃影响其称王的修士身份，助其登上王位后又用阴谋手段谋杀了康斯坦斯而自己登上了王位。这种做法既破坏了伦敦大主教所允诺的王位继承顺序又违背了善待修士的原则。此外基督教信仰禁止异教徒与基督徒密切接触，沃蒂根则允许异教徒和不列颠人通婚。更有甚者，沃蒂根还抛弃了他的原配妻子，为萨克森女子雷文（Renwein）所惑，在没有得到教会允许的情况下与之结婚，并在当晚“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这都是12世纪基督教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导致其子发动叛乱，沃蒂根也被他所善待的异教徒—萨克森人所背叛，并最终在康斯坦斯兄弟的“为上帝所允许”的战争中被杀，王位再次回到了康斯坦丁家族手中。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沃蒂根在书中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国王，他善用阴谋、追求最大化的权力、善于指挥战争拉拢盟友，此外还是一位能够谦虚纳谏的国王，传说中的预言家默林（Merlinus）正是因他的纳谏而出现在故事中的。但就是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国王，却因其不虔诚而受到了杰佛里的严厉批判。
而最能遵循圣徒原则的国王非亚瑟王莫属。亚瑟王几乎满足了中世纪一切有关圣徒国王的理想，他与教会关系尤为密切，被军团之城主教加冕并始终与教会保持亲密联系，在战争中也时刻向主教和教士们征求意见。他以消灭异教徒为己任，并在战争胜利后修建大量教堂，在圣灵降临节举办庆典感谢上帝。在面对同样是基督教徒的敌人时，则向教会人士做出让步，赦免了他们的人民。此外亚瑟王的神迹也反映了他圣徒国王的特征。他在与萨克森人的战争中因圣女神迹而取得胜利，在米迦勒圣山（Mons Michaelis）和他的圣杯携带者贝狄威尔（Beduerus）一起击败了劫掠妇女的邪恶怪物等。这些事迹在之后的发展中被逐渐夸大，并在中世纪晚期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 Arthur）中达到了顶峰。但《不列颠诸王史》中亚瑟王的战争圣迹相当少，胜利的最大原因是他的行动和与旗下贵族的无间合作，在他这里，武士国王的形象仍然是最为突出的，尽管他的虔诚“无王能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描述较少，但杰佛里对拥有杰出学识的国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李尔王之父布拉达（Bladud）和摄政的女王玛西娅（Marcia），他们都富有学识且精通技艺。而这些一般不被认为是中世纪国王的必备要素，这一理想也反映了杰佛里所处时代的特殊观念。反映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学识并未完全被教会所垄断，有学识而非仅仅好勇斗狠的国王更能够被认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虔信是一国之王应具备的品质，但在重要性上要低于以战争、获取领地等为主的世俗事务，这是该时期国王观念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四、 伪史与现实—通过《不列颠诸王史》理解 12 世纪的国王
从上述两节的分析可知，《不列颠诸王史》中树立的理想国王形象兼有武士国王和信徒国王两方面特征。其中武士国王的形象尤为明显，无论是传说中的建城者布鲁图斯，还是被广为传颂的亚瑟王，都首先是一名勇猛的封建领主。对外持续的战争胜利、对内秩序井然的封建采邑关系的运行，是一名国王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最理想的东西。相较而言，圣徒国王的形象在《不列颠诸王史》中表现得尽管并不突出，但笃信基督教也是理想国王应当具备的品质。只有当理想的武士国王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之后，他才是一位真正值得当时时代即12世纪的国王们效仿的对象。
但相较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论述以及大陆国家的状况，理想国王身上封建性和神圣性的比重却存在着较大不同。《不列颠诸王史》中理想国王的神圣性往往是其封建性的附属品。除率先将基督教引入不列颠的“好人”卢修斯国王之外，所有被杰佛里大加称赞的虚构国王都不具有特别的神圣性，他们不具备教会认定的能够被封圣的行为，不能靠触摸治疗瘰疬病，也没有进行圣路易式的自虐和苦修。中世纪的国王观念大多是通过一系列象征体系反映的，而《不列颠诸王史》中的国王除加冕外没有特别的神圣象征，反之他们的神圣性是通过他们的封建性体现出来的。书中最能够体现国王神圣性的行为是驱除入侵不列颠的异教徒。而驱除异教徒这一神圣行动是和世俗的军事行动相匹配的，其结果是既保证了不列颠信仰的纯洁，也保证了贵族的封建采邑不受侵犯。同时书中优秀国王的军事行动往往是扩张式的，和击退入侵者相伴而来的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入侵，几次侵占高卢和罗马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和10至11世纪教会所主张的“上帝的和平”运动也有抵触。这同样表明在杰佛里的笔下，世俗的军事行动凌驾于宗教行为之上。
总体来说，《不列颠诸王史》中无论是对于战争的描述、对于国王学识的认同还是对于异教国王的态度，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观念：一位理想的国王，首先必须是一位足以维持封建主义关系、保卫采邑不受侵犯的武士国王，其次才应该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信徒国王。前者是理想国王的必要条件，而后者是理想国王的充分条件。拥有后者相当于在理想国王的桂冠之上嵌上了一颗无价的宝石，就如同将圣杯传说纳入之后，亚瑟王才真正具有了宗教神圣性一样。
杰佛里塑造的国王虽然大多是虚假的，但他们切实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同时《不列颠诸王史》作为一部献给封建贵族的参考书、一部对古老英雄的记述，影响着其后12世纪诸位国王的行为。它和现实的国王、政治事件间存在相互关联。
首先，《不列颠诸王史》的写作是有现实诉求的，即解决当时英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杰佛里完成《不列颠诸王史》的约1139年正值英格兰中世纪史上的一个王室内战时期。1135年亨利一世的去世导致了王位继承问题的出现。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和亨利一世的外甥布伦（Boulogne）伯爵斯蒂芬都想要获得王位继承权。其中玛蒂尔达因嫁给安茹（Anjou）伯爵杰弗里而在英格兰活动比较少，难以得到国内贵族的支持，斯蒂芬则善于讨好亨利一世，很快成为了岛内最大的封建主。两派的战争导致英格兰的封建关系发生危机。在“安茹派”眼中，作为亨利一世直系女儿的玛蒂尔达毫无疑问应当是王位的继承者，格罗斯特伯爵罗伯特也是支持玛蒂尔达的贵族之一。从《不列颠诸王史》的题献中，我们知道世俗教士蒙茅斯的杰佛里所追随的封建主正是这位亨利一世的私生子格罗斯特伯爵罗伯特。
反观《不列颠诸王史》的叙述，一方面杰佛里在国王的塑造中反复强调亲人之间不应发生战争，应当携手应对外来敌人，要以维护封建关系的稳定为要务，同时认为按照正确的继承顺序继位的国王才是理想的国王。这既表现了他反对争位战争造成的封建关系紊乱，又表明了他支持由国王之女玛蒂尔达继承王位的立场。另一方面，当国内混乱之时，从大陆亲属中盼望明君的到来是杰佛里书中的主题之一。玛蒂尔达到来的1138年，是《不列颠诸王史》被送给格罗斯特伯爵罗伯特的前一年。作为王位正统的继承者、连接不列颠岛和大陆的桥梁的玛蒂尔达，被嵌入了杰佛里“理想国王”的框架之中，和杰佛里笔下李尔王之女、女王考狄莉亚（Cordeilla）的形象如出一辙。若再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则以杰佛里的标准来说，她作为女王的合法性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其次，《不列颠诸王史》集中体现了12世纪世俗方面对国王的要求，反映了该世纪诸位国王实际行为背后的观念基础。可以看到，12世纪的四位英格兰国王普遍重视处理与大贵族之间的关系，斯蒂芬王就以贵族的支持作为巩固自己王位的基础。他们普遍希望消弭国内矛盾，追求对外战争的胜利。这与杰佛里对国王观念的叙述形成了相互对照。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国王面临教会相关问题时采取的行动。按照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双剑理论”的解读，国王面对教会时应当采取服从的态度，应当在教皇的权威之下使用“世俗之剑”，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而12世纪的国王显然是根据另一套标准行事的。即便是致力于恢复与教会合作的亨利一世，在面对安瑟伦（Anselmus）提出的“放弃教职任命权”的要求时也断然拒绝。亨利一世反而要求教职人员服从于国王的权威，若教职人员有不当行为，应按照世俗封建法律来惩处。这和《不列颠诸王史》中国王的宗教性必须从属于世俗性的要求如出一辙。而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教俗冲突达到了顶峰。在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斗争中，一方面贝克特竭力要求国王捍卫教会的权利，任意革除世俗贵族的教籍；另一方面，贝克特投靠当时英格兰对外战争的敌人—法兰西的路易七世。这两点都与《不列颠诸王史》有严重抵触。按照杰佛里的论述，对国王团结封建贵族、维系自己的领地、取得对外征战胜利的要求，是所有要求中最为核心的，所以当代表教会的贝克特侵犯世俗贵族的权益，且投靠外敌之时，亨利二世与其之间的冲突也就渐趋白热化了。尽管亨利二世是约翰眼中理想国王的典范，但在两种理想冲突之时，其观念和行为还是更接近于《不列颠诸王史》的叙述。教会学者的论述与实际的国王行为出现差距之时，杰佛里提供了一个理解12世纪国王观念的新视角。
最后，将《不列颠诸王史》看作真实历史的12世纪国王，也在从中学习，并力求达到所谓“理想”的境地。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他不仅寻找传说中亚瑟王的遗骨，而且以《不列颠诸王史》中的理想国王形象为圭臬。一方面通过和威尔士的战争广扩领土，树立武士国王的形象，另一方面全面联合世俗贵族，构建起对英格兰整体以及对王室的普遍认同。他还试图发挥国王的神圣性，成为英格兰第一位靠触摸治病的国王。亨利二世退位后，他的儿子“狮心王”理查一世更是将“理想的国王”作为自己行事的标准，把亚瑟王奉为自己的偶像，把从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大火中清理出的遗体和古剑当作亚瑟王的遗体和他的圣剑卡利波恩（Calibar）。且他和记载中的不列颠众王一样，为击败异教徒而参与十字军东征并常年不在国内，为扩大领地和基督信仰而奉献了终身，切实地实践了《不列颠诸王史》中国王的对外战争行为高于其他世俗事务的观念，直至在1199年中箭去世。可见《不列颠诸王史》影响着此时的政教之争、战争与和平乃至英格兰认同（English Identity）的构建。
综上，《不列颠诸王史》既是12世纪英格兰现实事件和国王观念的反映，也参与了该世纪国王形象的塑造，虚构的国王实现了和现实国王的互动。尽管现实国王的所作所为要远比文本中丰富，国王实际行事时也不会刚好有对应的文本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但理解《不列颠诸王史》中的国王形象，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宪政史学的窠臼，避免用现代的观念理解历史。而是从当时当地的观念出发去评价国王的所作所为，对12世纪亨利二世的教俗之争和理查一世的“弃国远征”等事件做更深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