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或多或少的了解过，乾隆五十八年，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吉利使团会见乾隆皇帝，要求通商。而在这次访问后的二十三年后，以阿美士德为首的英吉利使团再次会见皇帝要求通商。在讲诉这件事之前，作者先给读者们对比两组数据：乾隆31年，朝廷年收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17年，朝廷年白银4013万两，嘉庆比乾隆的朝廷年收入八百万两。
乾隆31年清朝人口是两亿人左右，嘉庆17年清朝人口是3.5亿人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人(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人口涨了近两倍，而朝廷年收入反而减少了，这两组数据也凸显了嘉庆时期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但嘉庆皇帝漠然视之，对大清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
毕竟在历史上，嘉庆皇帝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他也想中兴大清，就像昔日明孝宗朱佑樘中兴大明一样。不过这一回，嘉庆皇帝所面临的问题是大难题，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旱在嘉庆九年被镇压。大清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
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起码对嘉庆皇帝来说，他无法破解康乾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嘉庆时期朝廷的的收入主要包括田赋、盐、关税和杂赋四项，其中田赋是大头。嘉庆朝和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样，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这是农业国家的普遍财政收入模式。当田赋收入到达极限后，就急需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重大调整。
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又是王朝的忌讳，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势必要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但这样做会重创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基本策略，嘉庆有这个勇气吗，事实上嘉庆没有。当初乾隆皇帝拒绝英吉利使团马嘎尔尼要求通商的建议，从而错失了顺应世界潮流的机会。
马嘎尔尼走后，历史再一次给了大清机会，因为在23年后的1816年，上天又一次给了大清机会。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75人出现在皇宫门口，试图与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商讨通商等事宜。当初乾隆皇帝虽然拒绝了他们通商的要求，好歹见了马嘎尔尼一行人。这一次嘉庆皇帝做得更过分，他自始至终连见都没见他们一面。
嘉庆皇帝怒气冲冲地说：“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见《清实录·毫无疑问，这句话与礼仪有关。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访清，23年之后，嘉庆皇帝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英吉利使团觐见时跟上回一样不跪，这事关一个天朝上国皇帝的尊严。于是，阿美士德勋爵带着英吉利使团拂袖而去，大清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
这应该是上天给大清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在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爆发了。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对抗最终以这一种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叹息。这是嘉庆皇帝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也是大清的选择。这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也不都是他的错。早在23年前，乾降皇帝也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突破。
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儒家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所以接下来，嘉庆皇帝面对这样一些情况和现实能够安之若素。
长期以来，嘉庆一朝每年关税只有一百多万两，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但是嘉庆皇帝非但不想突破这个数字，而是严防死守，限令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嘉庆皇帝鄙视西洋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以至于农产品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在嘉庆时期，南方产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带，年亩产量仅为几百斤，产量最高的湖南长沙，年亩产量也不过680多。
嘉庆王朝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王朝，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大臣。在相关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士王杰79岁退休，大学士刘墉85岁病逝在任上，大学士庆桂79岁退休。
嘉庆王朝几乎见不到年轻的大臣，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大臣。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大臣们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让大清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大清的背影也从此渐行渐远，中衰已经成为定局，这是大清王朝走过180年后的宿命。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