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后，年近六十的宣宗除了要应对“洋人叩开国门”这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也不得不烦恼事关皇朝的另一件大事 – 立储，他一直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
注：宣宗共九子，皇长子死于道光十三年，皇二子、皇三子早夭，皇五子被他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而皇七子、八子、九子出生于道光二十年后，因年幼对皇位没什么竞争力。
奕詝谦恭仁孝、老成持重；奕訢天资聪慧、颇具谋略。虽然这对兄弟都是奕訢的生母抚养长大，自幼就关系不错。但是宣宗的犹豫，既让这对兄弟默默展开竞争，也迫使他们互为一生之敌。
皇帝在立储上长时间犹豫不决，也说明候选者们都“挺适合”。但是皇权的排它性，必然会让这种情况下的胜出者视其竞争者为最大威胁。纵观两千多年的皇朝史，一旦被皇权视为威胁，别说兄弟了连父子之情都是浮云。
问题的制造者宣宗不会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在做出最终决定的同时，也做出了罕见的“补救”。从历史的结果来说，在防止兄弟阋墙这方面他的选择和补救倒是挺成功。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弥留之际的宣宗（当日即驾崩）急召军机重臣入宫，并出示了封有他御笔遗诏的金匣。让重臣们始料未及的是匣内竟然有两份遗诏，一份是传位于皇四子奕詝；一份是册封皇六子奕訢为恭亲王。宣宗这么安排的目的很明确，补偿并保护奕訢。
父命不可违，加上本身的性格，登上皇位的奕詝并没有难为自己的弟弟。不过他登基后虽然公开承诺自己会遵守先皇遗命，但是对奕訢的正式册封却一拖再拖。这也是考察奕訢，看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接受“兄友弟恭”的安排，老实做“皇弟”。
奕訢很识时务，一改往日的锋芒，变得低调谦恭，对自己的哥哥也是各种曲意奉承、歌功颂德 …… 简单说他表现得不错，获取了咸丰（奕詝）的信任。
咸丰二年六月，咸丰正式册封奕訢为和硕恭亲王，并将庆亲王府（原和珅府邸）赐予了奕訢。也开始委任奕訢一些职务，在自己腿疾（咸丰摔断过腿）发作时让他代为主持祭祀活动，不过这还不是奕訢的高光时刻。
清朝自雍正、乾隆进一步集权后，皇权达到历史上的最大值，皇朝事务均由皇帝一人而决。朝堂官员包括军机大臣们，实际只是执行皇帝决策的工具人。这样虽然能确保皇权稳固，但是也大大提升了对皇帝能力的要求。
宣宗深知突破、抉择的风险和困难，因此崇尚“守成”，一生遵循成制。他也以此选择了咸丰，但他他没有留下可以让咸丰守的“成”。道光留下的是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皇朝已危如累卵，而咸丰的能力并不足以应对。
首先咸丰就没能抑制住始发于道光三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迅速壮大，不但席卷半个中国，还在占领南京后向京师派出了北伐军。咸丰无力应对太平天国的一大原因是朝廷军费严重不足。
除了没什么好的开源手段，日益严重的贪腐现象，也让持重保守的咸丰不敢开源。生怕钱没筹到，反而又因官吏们的贪腐、盘剥而激出更多的乱民。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守成既守不退、也守不灭太平天国。
咸丰三年九月，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打到了天津。在亡国的压力下，咸丰不得不突破自身的“限制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恭亲王奕訢入军机处行事，破了乾隆以来的“规矩”。
咸丰这么做一是长时间的观察，让他比较信任奕訢，认为他不会借机图谋不轨。二是两人在争夺皇位的长时间较量中，也非常了解彼此。咸丰明白，奕訢具备他所欠缺的能力，尤其是胆略和果敢。
奕訢入军机后，通过预征山西地丁银（每年三百万两）、有奖纳捐（实际就是卖官）等方式为朝廷快速筹集了急需的军饷。方法虽然都不新鲜，但是依据咸丰慎稳（实为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只会虚耗时间而是很难做出决定。
例如预征山西地丁银，朝堂早有官员提及，但咸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是杀鸡取卵，而且地方官吏们会乘机贪腐。奕訢则劝他应先确保有钱打仗，皇朝都保不住，谈其它的有什么意义？而且防止官吏贪腐害民，可以用连坐制来预防，一个官员出事就连带追究其上司。
注：咸丰自己筹款想到的招是将宫中的三个黄金钟融了换钱，前后忙活半年，也就弄出三万二千余两白银。
奕訢聪明灵活的特长，在这个特殊时期也被进一步放大。咸丰四年初，户部银库曝出一起书吏贪腐案。虽然涉案银两不高，但此时朝廷正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因此咸丰异常地恼怒。
他不但要求处死涉案人等，还要株连户部银库全体官员（革职）。奕訢觉得正值朝廷用人之际，不能这么一棍子全部打死。于是主动劝谏咸丰对银库的钟秀、灵杰等技术型官僚从轻发落，允许它们将功赎罪。
朝廷能度过太平军这次北伐的危机，奕訢功不可没。这不但让二十出头的他被朝堂上下所认可，也进一步获得咸丰的恩宠。咸丰亲笔书写“屏翰宣勤”并制成匾额，赐予奕訢。但这火热的兄弟情，很快就破裂了。
奕訢的生母博尔济锦氏同时也是咸丰的养母（咸丰生母在其出生后不久就亡故了），咸丰对她也很是尊重，登基之后不但尊其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实际享受皇太后的待遇），还经常亲自去探望她。
博尔济锦氏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仍放不下一个心愿 – 封皇太后。咸丰明白自己的养母的心思，但碍于清宫制度（只有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可册封皇太后），一直没有回应过。
咸丰五年七月，博尔济锦氏重病。奕訢知道自己母亲如果心结未了，不会安然离去。就借咸丰询问病情的机会，替母亲哭求封号。咸丰只是给了个不置可否的答复“哦”。
咸丰的意思是“我知道了，但我没表态”，但是“聪明”的奕訢却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皇帝知道了，并且不反对”。于是奕訢以军机大臣的身份拟定了谕旨，并命礼部依制具奏（形成正式诏令）。
咸丰看到礼部的奏折后，既尴尬又愤怒。
愤怒的是奕訢居然膨胀到敢自作主张，甚至拿他这个皇帝当枪使。尴尬的是他又不能不同意。
如果不同意，朝野内外不会赞誉他恪守祖制，只会认为他薄情寡义，不念养母抚育之恩。另外不同意也意味着给奕訢扣上私拟伪诏的帽子，这就必须严惩，但这又会给自己招来利用养母残害兄弟的恶名。
最后咸丰做了“很小人”的安排。一方面他同意了礼部的奏请，以“抚育朕恭十五载”为由，晋封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随后又传谕礼部，“不系宣宗谥，不拊庙”。
注：“不系宣宗谥”指康慈皇太后谥号不能用宣宗谥字，宣宗又被称为“成皇帝”，他的皇后也可被称为“成皇后”。“不拊庙”指神主牌位不能入太庙接受祭祀。
这种先给皇太后封号，后又在祭祀上对其进行降级的做法。说不是报复，朝堂上下怕是没有人相信吧。
七月二十一日，咸丰以奕訢“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为由，将其赶出了军机处，革除了奕訢的多项职务（宗人府宗人令、正黄旗都统等），并要求他回上书房潜心学习礼仪。
至此，奕訢虽然没有被彻底赶出朝堂，但实际上已经非常边缘化了。不过没多久奕訢再次迎来“机遇”走到了朝堂核心。
咸丰七年，清朝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遗留的问题（两广总督叶名琛不允许英国人依条约进入广州城），和列强的关系再度激化。后虽达成了《天津条约》，但是根深蒂固的观念，让咸丰将列强要求的京师驻使和面递国书视为奇耻大辱。进而双方矛盾进一步恶化，最终再次爆发战争。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逼近京师时，咸丰从圆明园带着肃顺、载垣、端华等王公、军机大臣逃往热河，命奕訢留守京师全权负责与英法议和之事。
虽然转眼就成了背锅侠，但是奕訢并未因此丧命反而议和“成功”。虽然签城下之盟是个很屈辱的事情，但是相对于那个撂挑子跑到热河的皇帝，奕訢因此事在皇朝上下的形象也光辉了不少。
后来咸丰既是惧怕英法使节面见的羞辱，也是无颜返回京师面对臣属，他就自暴自弃，赖在热河不返京了。这在客观上让朝堂分成了热河和京师两个团体，奕訢自然而然就成了京师的领袖。
为了对抗热河以肃顺为代表的军机处，咸丰十一年奕訢以处理外交事宜为由，奏请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实际上剥除了军机处的外交权力（其后因洋务成为了清朝最为重要的事务，总理衙门也顶替军机处成为了朝堂核心）。
从咸丰十一年六月下旬，咸丰因病身体迅速垮塌，至七月中旬热河行宫人人都知道他们的皇帝已然灯尽油枯了。
七月十六日，咸丰宣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慈禧）、皇长子载淳（同治皇帝）、载垣、端华、肃顺等重臣觐见。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后，于十七日晨驾崩。
消息传到京师，官场一片震动。大家吃惊的不是皇帝驾崩，而是奕訢不在八大顾命大臣之列。这也意味着八大顾命大臣携咸丰梓宫返京后，京师官场必会迎来一场清洗。因为此时的京师中枢已然是奕訢及其党属在负责运作。
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肃顺一党想要除掉奕訢，奕訢同样也想拿下肃顺他们。斗争和政变自然就不可避免了，只是结果是奕訢获取了胜利。
十月初一，成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人令、内务府总管大臣的奕訢在拜谒咸丰梓宫时，恐怕心里在想，你虽然赢得了皇位，但是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其实奕訢能站到最后并走上巅峰，并不是他能力有多出众（后面就被慈禧玩弄于鼓掌之中），他真得感谢他父亲的安排。道光选择了咸丰，虽然对于皇朝没什么好处，但是咸丰谦恭仁孝的性格却成为了奕訢的“保障”，不然他很容易就被“湮灭”于历史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