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黄爵滋，在道光年间力陈鸦片之害。因此也有说法，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禁烟之议，创自黄爵滋”。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雍正皇帝就下过一道禁烟令（1729年），禁止鸦片买卖：贩运鸦片枷号一个月，然后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判死缓，从犯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只不过，这一时期，鸦片进口量还很少，主要用作药材，税收也不多，每百斤税银三两，再加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
情况不久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最主要产品是茶叶。为了获取茶叶，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不断增多，而英国人所能获得的白银又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英国人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可以在中国畅销的商品以获得购买中国茶叶所需的资金。
最后英国人找到了鸦片。由于完整的鸦片走私体系的建立，输入中国的鸦片成倍地增长：1827年前平均每年7000多箱，1830年到1834年平均每年2万多箱，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年中平均每年达2.5万箱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转为逆差。海量白银为购买鸦片而流出海外。1830年，清朝在与英国的贸易中逆差高达805万银圆，而当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就高达1222万银圆！
19世纪时中国的鸦片烟民，约摄于1849年左右
清代国家财政收支以白银作为计算的标准，商业也是以白银为主要流通手段。白银外流的结果，无疑使清政府本来已经拮据的财政，变得更加困难。早在道光初年，一些敏锐的清朝大臣就已经发现，国内的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虽然朝廷先后下了不少禁烟的命令。但当时白银流失的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道光十六年（1836），他先后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在他看来，原本洋商携带洋银到中国购货，沿海之民获利颇多，但现在夷商私售鸦片，根本不用带资金，反而赚走了纹银。若任其发展，必然会“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接下来，许乃济对这个开出的药方是：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办法，是把鸦片作为药材，准许纳税进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现银购买。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商纳税的用银比用于贿赂走私用银少，他们就会放弃走私，转而正常纳税交易。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也可以防止白银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