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浩瀚的中国历史，时常看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其实也不能全怪帝王这样做，有时候也是这些立了不世功勋的功臣自恃功高妄自尊大，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植党营私，甚至显露出也要过一下当皇帝的想法。种种大忌导致己身势必不能得到善终。雍正王朝的年羹尧就是十分明显的一例。
年羹尧幕府中有个叫汪景祺的举人曾给他上了一个折子，叫《功臣不可为》。他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汪景祺写这篇折子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 赐死年羹尧之后，雍正很是痛心，说：“朕今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还有一句话很是耐人回味：“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