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历史发展，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奴隶制城邦时期（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
在这一时期里，希腊人在希腊本土、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带，先后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周围有村镇的“城市国家”，简称“城邦”。
在古希腊数以百计的、奴隶制的“城邦”国家之中，拥有几百平方公里领土、几万人口的“城邦”，已经是不算小的国家。但是，比起东方的奴隶制大国来，也只能算是“小国寡民”。
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古希腊人在建立“城邦”国家的同时，进行了广泛的海外殖民（一般是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并侵占了当地人民的利益。）运动。
殖民的范围，曾逐渐扩展到地中海大部地区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历史上称之为“大殖民”。
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大殖民”与当时希腊的经济、政治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必要的地区移民活动。
一、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促生了“大殖民”。
1、生产发展需要。“大殖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马克思语）。马克思在分析古代希腊对外殖民的原因时，还曾深刻地指出：
“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由于生产的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这就是说，在地域狭小、规模有限的“城邦”范围内，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满足不了更多人口的需要。
如，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约公元前630年，铁拉岛七年没有下雨，颗粒无收。于是，铁拉人就采用抽签的办法，从每两兄弟中选一人到非洲“殖民”。中签者只好泪流满面地、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到利比亚的库列涅去“殖民”。
2、商品经济诱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富有进取心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寻求新的商品销售市场、不断获取工业原料和奴隶，也主动去海外建立新的居民点，随之加入了“殖民者”的队伍。
3、阶层分化引发。“大殖民”与当时“城邦”国家内部阶层的日益分化，以及激烈的阶级斗争密切相关。
一些失去土地、生活贫困的农民，被迫离开故乡，去海外寻找新的生活、生产聚居地；另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集团，也往往不得不去海外定居、谋生，因而也都成为了“殖民者”。
由此可见，这一殖民活动，是在生产力发展、政治变革以及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等新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出现、进行的。
二、多种形式、多个地域的“大殖民”活动。
“大殖民”活动，首先开始于奴隶制发展、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小亚细亚沿岸的一些希腊“城邦”国家。而后，爱琴海诸岛和古希腊本土的一些“城邦”也相继效法。
1、殖民者的组成类别。古希腊的殖民活动，有的是由人民群众自由组合进行的；有的是由“城邦”政府统一组织进行的。
比较早地参加殖民活动的，主要是失地破产者或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民众。他们以另行开辟新的领地，建立新的“城邦”为出路。
稍晚些的殖民者，多和海外的商业发展情况紧密相关。他们在海外建立的商业据点，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逐渐成为“城邦”。
2、殖民者的活动地域。自公元前八世纪，成群结队的古希腊殖民者，不断出现在西至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和地中海沿岸及其他一些地方。南到非洲北部；北自爱琴海北部，经马尔马拉海到黑海北岸。
“大殖民”活动主要是向北、向西两个方向推进。在北方，在公元前八世纪，米利都就在黑海沿岸建立了西诺普、奥尔比亚等一些殖民城市。
同时，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在爱琴海北部的卡尔息狄克半岛，先后建立了三十二个殖民城市。
公元前八世纪末叶，古希腊本土的麦加拉在黑海及其入口处先后建立了阿斯塔库斯、拜占庭和卡尔西顿等殖民城市。
在西方，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卡尔息斯在南意大利西岸建立了邱米城。稍后，克林斯、麦加拉在西西里岛分别建立了叙拉古、麦加拉·海布赖亚等殖民城市。小亚细亚的弗凯亚居民，在高卢南部建立了马西里亚城（今马赛）。
一些殖民城市，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之后，根据需要又继续外出殖民，又建立了新的殖民城市。古希腊殖民者的足迹，踏遍了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黑海地区。
古罗马的辩论家西塞罗曾经非常形象地比喻说，希腊人的海岸仿佛是密缝于“蛮帮原野”大片织锦上的花边。
3、殖民者的身份地位。殖民者所建的“城邦”和古希腊本国的关系，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政治上是各自独立的。
殖民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是一种侵略与被侵略、奴役与被奴役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殖民者侵占当地居民的土地，掳掠奴隶，抢夺资源，进行商业剥削，甚至是海盗抢劫行径。
三、“大殖民”是灾难，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大殖民”运动，对殖民地的土著居民和古希腊各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对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而对古希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说，则有着非常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希腊古典时代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同时，“大殖民”运动的结果，使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实力日益壮大，使希腊“城邦”分立的政治局面得以长期存在下去。
如，在为数众多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是其中最强大的两个。他们在国家的形成途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等方面，各自代表着一种主要类型。
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两大“城邦”集团（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海上同盟）的霸主，左右着希腊的政局。
“大殖民”，不乏希腊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奴隶和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以及他们的对外侵略、掠夺；“大殖民”，为古希腊各国开辟了新的奴隶来源，促进了古希腊工商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知，“大殖民”，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合乎历史运行规律的社会必然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