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一路摧枯拉朽。清朝派八旗兵和绿营兵围剿，结果被打的满地找牙，无奈之下，清朝便下令湖南等十个省的大官僚，以督办团练大臣的名义，在各省组建乡勇，以本乡兵守本土，以遏制日益兴盛的太平天国。
曾国藩受命在湖南招募“湘勇”。“湘勇”的编制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一营辖四个哨，每个哨辖八队。湘军主力是陆军，其编制基本是在清朝绿营兵的基础上，有所增益改进。陆军的总兵力五千人。
陆军之外还有水师，曾国藩从长沙到衡阳大治水师，造炮船，并开始购买外国枪炮，建衡州船厂。水师共十个营，其中衡阳船厂有六营，湘潭船厂有四营，兵力合计五千人。
水陆两军再加上役夫、船工等，共约一万七千人。这个数字是根据《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得来。但后续随着战事的激烈化，湘勇不断扩编，兵力也逐渐增加。
湘军最初兵力虽然不多，组织架构也与绿营兵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曾国藩在湘军的建军理念上花了大功夫。
旧式清军绿营兵，都是积年的老兵油子，将官彼此各成体系，互不救援；指挥体制混乱，经常互相借兵；兵员思想不纯，多为挣钱吃饭，故而战斗力极差。
针对这些缺点，曾国藩招募湘勇时，采取逐级招纳的原则进行。也就是说，曾国藩直接负责大将的挑选，保证水陆诸部将领是绝对可靠的人。而后再由各营将官，在宗族、师生、亲友、乡党中挑选营官，营官再去招募所属的百长，由此类推，直到选出全部兵员。这样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长官对部属既有指挥关系，也有个人依附关系，上下关系非常稳固，指挥起来也十分方便，这就一举解决了绿营兵的种种痼疾。
例如，曾国藩直辖的诸部大将，并不是戎马出身的武将，而是“湘中书生”。后来的湘军悍将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左宗棠等人，都是文弱书生出身。他们没有绿营武将那种兵不兵匪不匪的邪气，平日里都是一方乡里讲授程朱理学的先生、夫子，这些人对封建伦理极为看重，十分敌视造反。作战时又讲究杀身成仁，重视气节，故而带兵作战无不是以命相拼，遇上太平军都是血战不退，爆发出的战斗力令太平军望洋兴叹。
为了尽快消灭太平军，清朝政府也尽可能地放权于督办团练大臣，能下放的权力，基本上都下放了。曾国藩组建湘勇、湘军，手中掌握着湖南的军权、政权、财权、人事权等核心权力，生杀予夺、选将用官，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故而湘勇在短时间内便凝聚起强大的组织力量。
但是光有人、有气节还不够用，大将有气节有信念，基层的战兵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到关键时刻可不一定有视死如归的信念。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得靠钱。
清朝政府在19世纪中叶以后，财政早已是千疮百孔、入不敷出，各省大办团练，中央根本拿不出军饷，所有团练所需经费，都是自负盈亏。为了让地方上办事方便，朝廷也默许了各地破坏制度来自筹经费。
曾国藩筹集军费有两大法宝。一是卖官。二是厘金。卖官有一个体面的名字，叫捐纳，各地的有钱人拿出钱来，捐一个候补官员，绕过科举考试一跃成为体制内人员。这种筹钱方式，其实清朝一直就有，只不过清朝国力尚强时，捐纳控制的很严，不像曾国藩，已经弄的遍地皆是。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指挥大军与太平军苦战，从该省支用军饷百余万两，这些银子，几乎全是捐纳来的。
厘金制度更坏。这项制度本是朝廷的创造，即在各通商口岸设卡，对过往商人货物，一律按标准收费，是名副其实的雁过拔毛。曾国藩势力盛时，他的管辖区域涉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长江航运异常繁忙，厘金收税自然非常丰厚。
曾国藩把搜刮来的经费大部分用支付军饷。湘军将卒的饷银很高。一名普通的士兵月银6两，是清朝绿营兵的3倍。营官以上另有公费，其月银高达50两，公费150两，合计收入每月200两。可以说极其丰厚。有了这些强大的刺激，湘军的发展壮大，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作者：票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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