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为解决京旗生计所首创的回屯东北之策，与之前赏赐钱物、回赎旗地、增设兵额相比，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它开始打破朝廷恩养旗人的惯例，使部分京旗得以自谋生路，也活跃了东北地方经济。到同治时期，昔日移居拉林旗户，但大部分京旗仍是不肯放弃京师的繁华而移驻边疆的，即便是回屯东北的旗人，也由于环境不适、不善耕作等原因想方设法逃回北京，因此这项工作远未达到乾隆帝所设想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采取“开源”之计，令京旗外屯，另一方面又想出“节流”之法，令汉军出旗，以此减少在旗人数，节约开支。此举可以算是乾隆帝原创，但这一政策的出台也透露出八旗生计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不得不使出“甩包袱”的手段。
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乾隆十九年，汉军出旗为民的政策，由京师推行至全国各地的驻防部队，并将京城满洲兵丁派往补其缺位。各地驻防汉军基本全被指令出旗为民，除转为民籍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军转入绿营。
汉军出旗是统治者“首崇满洲”思想的体现，在八旗生计出现问题时，便抛弃了当初笼络汉军时许下的只有旗民之分，而无满汉之别的承诺。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一部分汉军脱离了八旗制度的桎梏后，得以寻求新的生活出路，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的贫困救济措施，较前代有了许多完善与发展，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在藏富于民的思想指导下，乾隆帝创造了历代蠲免之，减轻了百姓经济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冬月煮赈制度的拓展与完善，使城市贫民和外来流民得到了基本救助。
由于国家承平已愈百年，一些地方经济繁荣，民风由俭入奢之势不可逆转，即便是在三代称为善政的均田制，在此时也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乾隆时期的贫困救济总体仍处于较的保障层次。在救助形式上，大多“授人以鱼”却不“授人以渔”，如皇帝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蠲免，来减轻农民的贫困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均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总的来说，乾隆时期所进行的贫困救济事业，既是对前代经验的总结，也为此后的统治者提供了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