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家倡导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到底有多重要，从清代一起政商合流的丑剧中就可以感受到了。
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匠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开发商。虽然他不是什么官场风云人物，丧仪却极为风光，轰动了整个京城。达官贵人接踵而至。看看参加葬礼的阵容就知道有多威风了：内阁学士许王献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汉尚书、侍郎等九卿中除极少数头脑敏锐的官员托故未来。就等于是九卿会丧。
本来，清代仪礼规定等级极其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如此隆重的九卿会丧，帝、后驾崩才得使用。除帝、后外，王、公亡逝亦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得会丧。
然而，为什么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为一个“开发商”送葬呢?原来，这个“开发商”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凿石匠。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成为兴办皇室工程的总代理，挣下了万贯家财。偏偏这俞君弼膝下无子，生前认了几个“义孙义婿”，他这一死，“义孙义婿”争夺不休。其中有个义女婿许秉义人很狡黠，他一心想独霸几万金家财，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献联宗，他们一商议，决定“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这些官吏可不是白来的，凡参加会丧大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承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这在当时官员们工资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九卿会丧的丑剧。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里是包不住火，丑闻很快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把个血气方刚的乾隆气死了。如此多人违制，也不能都开除了。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往调查处理。
哪知，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此时，在没有上奏请旨的情况下，先下手为强，私差人前往俞宅办案，没收了二万两银子。而礼部侍郎吴家驹参加会丧后，听到风声不好，又恰逢丁忧，便将分给他的炭金席卷，溜之大吉，回乡奔丧去了。而其余参与的官员们也不敢再讨要银两，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康。
这一切，鄂善很快审明，请旨拿出了处理意见：将张鸣钧的交部察议，义女婿许秉义论律惩处，内阁学士许王献、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之后，乾隆又特下谕戒饬九卿：“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十二月再次重申：京官“除亲友及同朝者仍照常庆吊外，其有交结富室大户，希图肥润等事，照不谨例革职。”显然，乾隆给官员们界定的很清楚，不得再与富商大户有非法勾结。
乾隆对鄂善迅速处结此案也很是满意，认为他“干练、廉洁”，特赐“紫禁城骑马”。自雍正朝以来，这个荣誉只有六十五岁以上的权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荣，可见乾隆的重视之至。到此，这件丑闻似乎该结束了。
不料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突然上疏奏弹劾鄂善，说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请鄂善，“送银一万两，嘱其照拂。”开始，乾隆不相信，因为他知道鄂善是自己倚重的大臣，不会辜负自己。认为仲永檀是在利用言官的地位诬陷大臣，不能任其所为。特命和亲王等查明所涉人等，还鄂善以清白，惩治仲永檀等的诬陷之罪。
谁知经过一调查，鄂善的家人及知情者，都一一招认了。乾隆闻奏大怒，又亲自提鄂善当面询问，鄂善却拒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劝慰说：“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从其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却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忽！”本来汉九卿受贿会丧富商，乾隆早已气愤至极，现在自己亲信的满臣又受贿，更使他怒不可遏。贪污一千两银事虽小，乾隆怒的是苦心培养的心腹，却对他有隐私，“鄂善之重罪在于欺罔大不敬！”
见乾隆翻脸，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再审讯时，他推翻前供：“我听谕旨云：如果有受贿实情，可在朕前据实奏出，朕另有办处，以全大臣之体。”“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我实无赃私入己。”然为时已晚。乾隆听说鄂善翻供，就更下了决心，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带至家中令其自尽。
对于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开发商”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的丑闻，乾隆顾及面子，予以了遮掩，给出的结果是：“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帖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
至此，乾隆年间这起九卿会丧富商的丑剧总算平息了，可是所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
作者：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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