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清朝的电视剧中，我们经常能见到黄马褂的出场，黄马褂象征着荣誉，除了皇帝的贴身侍卫之外，只有有功的大臣才有资格穿着。与黄马褂一样，军功顶戴也是一种对于有功之臣的赏赐方式，这种方式起始于乾隆末年，发展到嘉庆年间建立起了比较全面的管理制度。
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发放数量过多，发放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以至于军功顶戴的价值越来越低。本来获得军功顶戴荣誉的人应该能在朝堂之上谋得一个武职的，但由于数量过多，最终演变为只保留“顶戴荣身”的形式，与黄马褂这种有许多实质性好处的嘉奖根本没法比。
清朝的官员是以官帽上面的装饰来区分品级的，因为皇帝嘉奖官员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赏给某品顶戴”。“军功顶戴”就是清中期起从顶戴之中衍生出了一种嘉奖方式，一般会被简称为“军功”，这种嘉奖方式一直被清廷使用，主要用于奖励有军功的人。但此类嘉奖方式的起源有些模糊，甚至皇帝对于其具体来历都不甚清楚，各种典章对它也没有系统记载，唯一能寻到踪迹的地方，大概只有过往的奏折。
嘉庆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嘉庆帝下谕：“前据德楞泰奏，蓝翎五品军功赵洪周掳入贼伙，将苟文润歼毙献功。业经降旨，将赵洪周仍以五品顶带赏戴花翎，并以千总补用矣。因思军功乡勇，年来各路军营奏报，屡见此项名目。”当时清廷正在镇压川陕等省白莲教起义，清军赵洪周杀死了起义军主要领袖苟文润，于是被称为“军功”。
嘉庆帝后来注意到了奏折中的描述，他认为“顶带为名器所关”，不能由臣下擅自授予，还命令求兵部查明“究竟军功名目始自何年、何处军营，系由何人首先赏给，有无奏咨成案”，可见军功的发起人并不是皇帝。
兵部在之后复奏，报告了本部的调查情况，原来大起义爆发的时候清军战力不足，于是清廷只能大量招纳平民百姓作战，为了奖励这些有功乡勇，便设置了军功顶戴。从前惯例奖励是用官位来进行的，但此次参战的许多人都是白身，随意奖励官位会造成冗官现象，不给予奖励又说不过去，所以部队中的人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兼顾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军功顶戴本质上是一种品位，而不是职位。
嘉庆皇帝查清楚了军功顶戴来历之后并没有听之任之，而是拟定了一个初步的管理办法，他认为军功顶戴授予不请旨于理不合，于是下谕强调赏赐必须请旨：“顶戴为名器攸关，无论四五品阶级渐崇，即八九品虚顶藉以荣身，亦当奏请赏给……赏功之典，非可以市私恩。嗣后遇有应行奖，励之处，俱当奏明请旨加恩，不得仍前擅给，以示慎重名器之意。”这样一来，军功的颁发权利再次回到了皇帝手中，也体现了“赏罚出自朝廷”的观念。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军功顶戴的赏赐实在太多，根本无法一一请旨让嘉庆帝定夺，所以大部分军功还是由军队里的人直接颁发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平定后，陕西统计在案的944名获颁顶戴者中有755名未经奏明，皇帝也无可奈何。
之后嘉庆帝还下谕重新规整了已颁发军功的等级，对于那些没有贡献的人，甚至要收回军功。为了提升军功的价值，他也改变了之前得军功者没有职位的做法，让乡勇和兵丁以1:2的比例来填补缺额，军功的地位得以提升。
嘉庆朝通过各种上奏、议复与上谕，军功顶戴的发放和补缺有了许多规章可循，军功的管制自此变得比较严密。但之后各地起义频起，越来越多的乡勇加入到战斗中来，军功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之前定下的规制完全是名存实亡，无法真正实施。每次战争结束之后，无论战争是否取得胜利，为了激励将士们，清廷都会奖励许多军功给战争中的出力人员，这便导致了军功顶戴的泛滥。
而军功顶戴泛滥之后，授予权便逐渐从皇帝手中下移，毕竟皇帝日理万机，数量众多的授予不可能让他一一首肯。鸦片战争时，在扬威将军奕经幕中的贝青乔曾如此描述当时授予军功顶戴的情形：“初，文武投效人员咸以劳：绩求将军(引者按，指奕经)保奏，将军不忍拂众心，姑叙一折，以备上闻，谓臣驱策无状，以致众人不能得功，然一载以来，出力人员，似可少加恩奖云。
继闻有回京之旨，乃遂不敢上，只咨明吏、兵二部，赏给众人功牌，功牌者书明何功，付其人以为执照者也。将军颇珍惜之，仅赏六十六.人，仆幸与焉。余皆令文参赞及容照、杨熙与翼长段永福给发，盖凡带兵官例皆得以功牌赏人也后兵勇既撤，容照与熙之功牌印板未经销毁，县丞萧以霈等得之，私于苏杭间托人售卖，六品价数十金，八九品价十余金，后价益廉，数金亦可得矣。”里面说到的“功牌”就是军功顶戴的凭证。
奕经战败后回京自然不敢请奖，为了安抚手下便“仅赏”66名部下功牌，功牌的颁发不需要特意去请旨，只需要经过吏部兵部同意即可。这种做法违背了嘉庆帝的规定，但却是当时官员的常规操作，法不责众，清廷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约束他们。
同治元年四月，御史梅启照还奏称“府道各官皆自行颁赏，名器太滥，殊无限制”，主张“令随时造册咨部，其不应专折奏事之员，不准自行颁赏，以昭贵重”，也得到批准。这封奏折虽然明面上是为了解决军功泛滥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导致军功颁发权正式下移，从此“专折奏事之员”颁发军功就是得到了朝廷正式首肯的行为。而且所谓的“专折奏事之员”也只是一个说法，大家依旧延续从前的做法自行颁发。
以往颁发的军功顶戴一般都在五品以下，四品已较少见，未见三品以上者。梅启照奏折称，“各营功牌，向自九品至六品止，原以奖出力捐资之人，近来各路颁赏功牌有加至五品者”，主张“嗣后赏给功牌不得逾六品”。
官方规定的军功品阶是不能超过六品的，但是在咸同年间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滇省督抚所赏功牌，竟有至二三品者，其司道府暨武职等官，亦公然以四五品功牌赏人，舆台贱役，无不滥膺顶戴。尊卑等级，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军功泛滥的时候品级也随之泛滥。
那彦成、方维甸复奏中曾提到，乾隆年间镇压林爽文起义时，常青赏军功顶戴340余人，福康安赏110人”。这场起义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战争中颁发的军功数量也极多，对于这种不需要付出成本的赏赐，各地官员都表现得十分大方，动辄就是上百张功牌。陈友元的《时事叹》中是如此描述的：“县主功牌随意给(乡勇要功牌者，节县主不论有功无功，发出数百张)。”由此可见，当时的军功数量必然十分庞大，根本无法进行详实的记录。
军功这种赏赐既没有职位，也没有物质奖励，再加上军功数量如此之多，于是伴随着数量的泛滥，民间开始产生了军功买卖这种生意。“是时名器之滥，真‘羊头关内侯’‘羊胃都尉’矣。五品军功售洋十元，六品售六元”。一开始这种买卖是私底下进行的，但在军队面临经济危机，军饷不够的困境时，就被摆到明面上，官方也开始售卖功牌，以此为战时筹饷。
如在咸丰三年(1853年)，在湖南办团练的曾国藩致函藩司徐有壬，将出售功牌称作“好买卖”，足见当时买卖功牌的普遍。很多人从中窥见了商机，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市面上开始出现伪造功牌。很多商贩做了假的功牌进行售卖，蒙骗无知百姓，“乡曲愚民受其诳骗，辄以数十千文即可得六品军功执照”
军功数量膨胀之后，颁发领域也变得宽泛，从前军功虽然只是品位，但也只能颁发给有军功的人，之后逐渐能够颁发给非军队内编人员。比如说颁给保甲长，保甲长在清朝时期属于贱役，地位十分低下。
咸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刘如玉的知县认为“本朝军功品级，从事戎行者随时以示鼓励，不少靳惜”，地保、甲长两种人职位虽然低贱但是职位却十分关键，于是授予军功顶戴，之后军功还以同样的原因被颁发给游民首领等社会边缘人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当时社会的重文轻武心态，军功作为武阶的赏赐不被重视。
军功顶戴滥发以后，它难道就真的一文不值了吗？军功虽然比不上黄马褂，但很多武人也是因此发家的，比如董福祥原为西北回民军头领，降清后被授予五品军功，海军军官中也多有以授军功顶戴起家的。
那为什么那些无法靠军功起家的老百姓也争相购买军功呢？那自然是因为有军功的人拥有一定的特权，比如说在买官的时候享受优惠，还能减免徭役，实际上就相当于清廷对外办理的会员卡。此外在很多小地方的人眼中，军功也属于一种荣誉，有着“荣身”的价值。
将军功放在清廷所有官阶制度中进行对比，那自然是不值一提，甚至很少有人对此做专项研究。但是它作为一种嘉奖方式，在战争中对军队中那些非编制人员起到了很好的激励和凝聚作用，给予了很多武人发家的机会，也让那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有机会得到来自朝廷的赏赐。
对于政府来说它也是救命稻草，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岁月中，清政府用售卖军功的方式，解决了许多经济问题，以低廉的成本安抚民心，从这种角度来看，军功的存在有着其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