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季文史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曾写过一句诗：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作为地方父母官，时刻要把百姓冷暖记在心上，他们的每一件小事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
郑板桥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源于清朝司法官场里出现的一种乱象：“宰白鸭”。
白刃如霜初出匣，市上争看宰白鸭。
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每一位父母对于孩子深沉的爱。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就有人为了钱财，不顾血浓于水的亲情，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向死亡，真是人情薄凉。
“宰白鸭”是什么
“宰白鸭”，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替人顶罪。
根据《清实录》记载，“宰白鸭”最早出现在清朝乾隆年间，到了晚清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丧命的无辜者不计其数。
本质上来说，宰白鸭现象，替死的是贫苦人家的子弟，被替的则是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富贵人家花钱买命，罔顾法令，穷人家拿命换钱，给自己或家人找一条生路。
“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这些为图钱财被人宰割的人，便被比喻成砧板上的“白鸭”。
追根溯源，“宰白鸭”现象在东汉末年就有出现，只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叫法，但本质上来说，就是“替死”无疑。
汉末天下大乱，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很多人不得已揭竿而起，他们聚集起来四处烧杀抢掠。地方父母官脱离群众不说，甚至派兵镇压诛杀这些“刁民”。由于官兵纪律涣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官府无奈只能发布悬赏，若有人能诛杀贼匪提来首级，就可以获得赏钱。
悬赏一出，很多人开始铤而走险，他们不顾苍生性命，都争相残杀，直至将对方的首级砍下前去领赏，到最后，那些父兄妻女相互残杀的恐怖情景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种现象在腐朽的封建王朝很普遍，以晚清为盛。虽然统治者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奈何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没有从黎民百姓的生活福祉去施策治国，导致这种现象在清朝屡禁不止。
清光绪年间发生一桩凶杀案，庭审过程中，凶手在公堂之上已经签字画押，杀人偿命，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凶手被押赴刑场，可是在侩子手动手的那一刻，他又刑前喊冤。按照清朝规定，像这样的情形必须停止行刑。
后经重审才知道，原来这是一桩“宰白鸭”案件。在查清事实真相后，慈禧下令对涉案官员都进行了处罚。
不过，并非每一桩“宰白鸭”案件都能“发还重审”，因为古代在证据搜集这一块存在很多弊端。所有，在清朝仍然有很多类似案件，而那些冤假错案也很难被厘清。
清朝“宰白鸭”案
打开清朝卷宗，不妨翻看一下比较典型的两起“宰白鸭”案件。
第一桩：乾隆年间郑板桥“宰白鸭”案。郑板桥的画作很出名，不过他也曾是就职一方的父母官。在任维县知县时，他曾奉命监斩一个强奸犯。
行刑前一天，郑板桥去死牢时，竟然发现这个被冠以强奸杀人罪名的“凶手”，竟是一个刚满10岁的孩童。明眼人都知道，这件案子不简单。
郑板桥随即跟这个孩子攀谈了起来，谈话中，郑板桥发现孩子对案子的发生过程支支吾吾，语言逻辑混乱，对案情细节几乎都不知晓。郑板桥循循善诱，让孩子放下芥蒂，最终孩子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个孩子是替地方权贵陈富顶了罪。父母因收了陈家五百两钱财，对他拳脚相向，强迫他背完供词并当堂认罪。
很显然，孩子成了待宰的“白鸭”。
为了救孩子于水火，郑板桥决定为孩子伸张正义。不过他和孩子的谈话也传到了陈家。陈家觉得郑板桥有意包庇，甚至构陷郑板桥徇私。好在郑板桥在朝廷中有一定的威望，最终这件案子惊动了刑部，陈富最后不得不认罪伏法。
孩子重获新生，郑板桥对小孩一家收钱顶罪的行为略作处罚。维城百姓为此拍手称快。
第二桩：嘉庆年间的陈鳌“宰白鸭”案。清朝作家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一桩案件，而这起案件的主审官就是他的父亲陈鳌。
此案中，死者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壮汉，而他死的时候身上有多处淤青。蹊跷的是，此案的凶手竟是一个16岁的羸弱少年。
更为蹊跷的是，陈鳌在公堂庭审时，少年的供词说得烂熟于心，没有丝毫的磕磕巴巴，更看不出要喊冤、要辩解的意思，说白了他是一心求死。陈鳌的第一感觉是，这就是一起“宰白鸭”案。
陈鳌夜探囚犯，在大牢昏暗的灯光下，少年伤痕累累，目光呆滞。陈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少年能说出实情。不过，孩子的机械陈述跟供词相差无几，陈鳌很难探得背后真相。
就在陈鳌准备起身离开时，少年顿时叫住了他，并声泪俱下向陈鳌说出了这件案子的背后隐情。
跟许多“宰白鸭”案件相似，少年的父母收了人家钱财，他们就以孝顺为由，逼迫自己来当这替死鬼。而那些县太爷沆瀣一气，最终将少年屈打成招，很明显，少年带有一丝不情愿。
听着少年的喊冤，陈鳌早已动了恻隐之心。第二天，他立即上书要求重新审理此案。可是到了提审的当天，陈鳌又碰到了难题。
少年在大堂上很平淡，仍然是认罪伏法的态度。陈鳌走到孩子跟前询问缘由，少年低声说，案件发回后，县官对自己严刑拷打，自己生不如死，而且父母也找到他，对他一顿劈头盖脸的说教，更为严重的是，父母早已花光了自己当替死鬼的钱。
少年眼含热泪，对陈鳌表示了感谢，随后便不再作声。
古代对于认罪伏法之人，有时候仅限于公堂陈述和当庭画押，一旦签了认罪书，几乎很难再翻案。陈鳌虽然有心相救，奈何少年决意赴死，真真是神仙难救。
“宰白鸭”的生存土壤
古代这种“宰白鸭”的行为，发生在父母对亲生子女身上，无异于“易子而食”，生而不养，用他们的幸福甚至是身家性命以求自保，实在残忍至极。为了一己之私，断送了孩子的一生，反而让有罪之人逍遥法外，不得不说，这些人确实愚昧。
再看那些官老爷，他们在收受了权贵人家的金银细软之后，罔顾人伦和法律，颠倒黑白，残害生灵，这种恶行让人唾弃。
不过，封建社会“宰白鸭”屡禁不止，主要是有其生存土壤。
首先：官场黑暗，官官相卫。晚清的根基早已腐朽不堪，官场乱象丛生，权贵与官场勾结，官场之间的黑暗更是盘根错节，他们为了钱、权和利，铤而走险，置法律于不顾。“宰白鸭”看上去是完美的案件始末，但如果细究，官场的丑恶就会暴露无遗。
在这种环境下，清官难以伸张正义，很多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其次，不重视证据。《大清律》中，“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办案理念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清代县官断案看重的是罪犯的供述，对于事实证据却并不重视。如果说在公堂之上，有签字画押者，就会当庭宣判，很难翻盘。
“宰白鸭”的出现，就是因为县衙对真凭实据的轻视，更不会去深挖事实真相。
第三，百姓疾苦，情非得已。不难看出，天子脚下的百姓，他们的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而发生“宰白鸭”情况的多在当时监管难以覆盖的南方沿海地区。“天高皇帝远”使得很多朝廷法律到了那里，已经被打了折扣，再加上晚清内忧外患，老百姓生活艰难，这种情况下，一些灰色产业便悄悄兴起。
“养女必先教以歌曲，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至万金”，这也是底层人民的无奈之举。换句话说，如果晚清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犹如盛唐那般万国来朝之气势，民间自然会清平和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晚清的景象如巨象被侵蚀，百姓性命如鸿毛、似草芥，这是清朝的悲哀，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宰白鸭”这一怪相的根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宰白鸭”的现象早已消失不见，那些过往的阴霾，也被新时代的曙光驱散。我们在感叹封建社会百姓命运不济的同时，也非常庆幸如今法治社会的完备与和谐，也非常骄傲生活在可以自由呼吸的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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