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才干是同时代人公认的。黄炎培回忆到：“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纽约时报》）虽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到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然而，袁世凯的才干和手段完全是中国式的。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家最擅长的事，是搞人际关系。
满清皇族察存耆回忆，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袁来拜访他的父亲，他因平日在报上见过不少关于袁宫保的故事，想见识一下，遂进客厅上前给袁请了个安。
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双手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
聊了一会，袁世凯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又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第三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片给少爷送书。”
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就是如此炉火纯青。
袁世凯坚信，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而他大半生的政治经验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贿赂满清亲贵，使他们成功地劝说清帝退位。他贿赂国会议员，使他们不再弹劾总统。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自以为掌握了中国社会政治运作所有奥秘的袁世凯对那些新派政治家是十分看不起的。他认为他们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
辛亥革命后政治结构的突变，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行政效率暂时下降，自我防御能力受到削弱。然而，在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说：“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
然而，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 因而共和在他想象中本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没想到共和后的民国看起来却是一片混乱。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在袁世凯的政治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议会对政府的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所以，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 “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他把全部的困窘归因于一点：“缺少的是皇帝”。他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崇拜权威，这一“中国式”的政治见解，导致他最后走出了“称帝”这一招最臭的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