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7日，日本史上极具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当天上午，292名受爵者进入皇宫参拜，集体向着“皇祖神灵”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严”；到了晚上，263名华族又携夫人参加了极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皇后与各亲王夫妇均出席宴会。两出风格完全不同的典礼让整个《华族令》显得颇为奇怪，却也找到传统化与国际化的交汇口，也昭示出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近代化、国际化每走一步，传统化、皇权化也要更进一步。
在明确了天皇与政府的管辖范围后，伊藤博文在1885年12月正式启动近代内阁制度，将原来的最高辅政官职“太政大臣”一分为二，其中政府首脑新设为“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皇室辅佐职能新设为“内大臣”，伊藤博文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任首相，各部门首脑也从原来的“外务卿”“内务卿”“陆军卿”转为“外务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大臣”等，成为天皇直接的辅佐者。
1886年2月，日本内阁进一步确立自身权力细节。2月26日敕令第一号第二条提出“法律敕令于内阁起草”，第三条提出“法律敕令在（天皇）亲署后盖玉玺，由内阁总理大臣副署”。按照这条敕令起草者伊东巳代治所言：“无论国王想发何等法律敕令，临其时必由大臣赞成其敕令与否便关乎其案成否……虽有王命而无责任大臣之辅弼，便是君主一家私言而无法律效力”，这就成为后来《大日本帝国宪法》体系关于“内阁辅弼”原则的肇始：若无内阁动议，天皇不能针对国政进行任何决策。
《枢密院宪法会议》，1926 年，二世五姓田芳柳，壁画
1886年9月，伊藤博文又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其中第一条即规定“内阁会议除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参与”，等于是明确了天皇只能听取汇报，而不能参与内阁讨论过程中；第二条规定“天皇若下问国政，只能召见对应的国务大臣及次官”，阻止天皇身边的“宫中”集团成员介入到国政决策之中；最后一条则规定“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见”，很明显是为了防止“森有礼任用事件”里天皇“闭门不出”的行为再一次发生。
“机务六条”出台之后，国务大臣在任何条件下有权直接面见天皇，那么曾经在天皇与大臣之间充当“传话筒”的“宫中”集团就彻底失去往日作用。
1890年，随着帝国宪法与国会相继诞生，日本也进一步发布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教育之相关敕语》，要求“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在平常“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在战时“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意在为日本帝国培养出“克忠克孝”的人才。
其实纵观明治时代的民众态度，大家对于天皇或许尊重，但并没有顶礼膜拜，毕竟大家刚从江户幕府统治下走出，都了解天皇权力是如何一步步被树立起来。当时驻日的德国外交官记载，1880年天长节（天皇生日）时，日本民众甚至是在警察催促下才勉强在自家门口挂上日本国旗。
然而随着接受江户幕府教育的老一辈人逐渐离世，也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中相继取得胜利，在《教育敕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日本人已经对“神州”“皇国”深信不疑，也带领着日本人逐步走向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