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提出“要以公正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民和民族，不论强大或弱小，他们相互之间应该享有同样的自由及安全的权利”之后，关于这次对德国非洲殖民地的瓜分，“胜利者不允许成为它们所占领的德国殖民地的完全占领者”；而是由《凡尔赛条约》的产物——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委托给协约国国家进行统治。按照国际联盟的说法，“委任统治地人民的幸福和发展，是文明世界的神圣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把委任统治地人民的监护工作委托给发达国家”。话虽冠冕堂皇，倒是列宁看透了“新瓶装旧酒”的本质：“所谓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权，就是分配被委托者盗窃和抢劫的权利，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剥削的权利。”
在这场打着“委任统治”幌子的分赃盛宴里，大英帝国总共获得了200万平方公里的新领地，成为德国殖民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在剩下的“赃物”里，法国拿走了喀麦隆的大部分土地，进一步壮大了从几内亚湾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苏丹的庞大殖民帝国——法属西非与赤道非洲。
与英国人利用土著上层进行统治的风格截然不同，法国人想的是将巴黎的权威贯彻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在新获得的喀麦隆领地，法国委派一名文职专员实行最高统治。他直接向巴黎政府的殖民部部长负责。这位专员一手掌握辖区内军政大权和任命各级行政长官的大权。政府各部门（包括财政、海关和交通工程等）领导人则由法国军官担任。至于当地的非洲人酋长仅仅是法国殖民当局的“代理人”，法国根本不打算让他们扩大权力。即使是那些在土著社会地位显赫的“高级酋长”（拥有自己的王国），也不过是法国行政当局的官员而已。后者可以随时借口这些酋长对法国忠诚不绝对、“偷漏捐税’、甚至“虐待居民”而罢免其职务。
投降的德属东非殖民地军团战俘在基戈马附近休整
尽管法国人向来认为，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宪法和文明是最优越的和全球适用的，将它们移植进殖民地将会使当地人受益。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下，喀麦隆人民的遭遇甚至比第一次大战前德国统治时期更加恶劣了。法国当局一方面指责德国实行的劳动税是“不人道的”，一方面却开征人头税。妇女甚至年满12岁以上的儿童都要像男子一样交税。这还不算，喀麦隆的法国统治者又声称，为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培养非洲人对工作的“兴趣”，规定所有男性居民每年替统治当局无偿劳动10天。甚至欧洲的一些报纸在谈到喀麦隆的强迫劳动时，都公开表示那里的情况已达到了“使人厌恶的程度”。
通过“挂羊头卖狗肉”的“委任统治”，英、法两国几乎将前德属殖民地瓜分殆尽。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或许是出于对大战中全境被德军蹂躏的补偿，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显得微不足道的比利时也获得了自己的那份残羹剩饭。德属东非两个人口最密集的省份——卢旺达和布隆迪（在总数800万人口中占300多万）——划归比属刚果（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无论布隆迪还是卢旺达，都存在人口居于多数的胡图族与少数的图西族两大族群的对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比利时殖民者一方面用胡图族人担任酋长，排挤图西族人，一方面又用图西族人来领导土著法庭，掌握司法权力，使他们相互牵制，相互抵消力量。这在关系紧张的两大族群间进一步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结出了恶果——20世纪90年代夺去百万人性命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经过“委任统治”的这一番安排，英、法两个殖民帝国占据了非洲80%的土地。这时候，整个非洲只有两个国家——西部小小的利比里亚和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免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起码在形式上保持了独立。但在表面的黑暗之下同样孕育着曙光。在过去，欧洲殖民者指点非洲群众，无论对哪个“白种主子”都要屈膝投降。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些“白种主子”亲自把武器交给了“黑种”贱民，强迫他们去杀死敌对营垒里的“白种主子”。非洲士兵终于明白，步枪子弹也可以用来杀死任何一个“高贵”的“白种”压迫者。20世纪2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开始兴起（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正满怀着新的思想和新的抱负，准备反抗欧洲人的统治。而在变化中起带头作用的正是那些见过世面的“穿裤子的黑人”，而不是穿长袍的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