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人们说起清朝的腐败无能，往往连带上闭关锁国一词。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正是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才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腐败无能。历史地看，清朝闭关确有其事，但应该说并没有完全上锁，还留下了一扇南风窗，这就是乾隆帝的广州“一口通商”国策。大清国为什么关上沿海的其他口岸，而只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呢？
十三行商馆，18世纪末19世纪初，玻璃画，纵36厘米，横50厘米，现藏广州博物馆
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成为康熙朝开关后西方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更成为乾隆以后“一口通商”国策下中西贸易的唯一通道。粤海关，一度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开放的口岸和中西交往的前沿。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广州独口通商是一种限制和束缚，但客观上却也造就了一个盛清时期繁荣的中西贸易中心。
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在康熙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在官府衙门无力直接应对外贸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还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春天，也就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广州推出了对外贸易的新策。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募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这些聚集在珠江岸边的商人们，懂买卖，讲效率，应变能力也强，外商都愿意和他们打交道。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从垄断外贸中崛起的广州洋商群体，与徽商、晋商一起，被后人称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这里所谓的“十三行”，是对广州外贸洋行约定俗成的统称，并不反映商家的实际数字。历史上，洋行数目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
绘画，描绘瑞典商船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的情形
在“一口通商”国策推行后，外国商人贸易都要到广州。于是，进入广州的外国人成为清政府的防范对象。为此，清廷颁布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其中明确规定，来华外商在广州登岸后，必须有一个中国商人做担保，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也就成了保商，实际是外商在中国开展商务的监护人。清政府希望通过这种类似保甲制的方式，把中外商人联成一个利害与共的整体，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由此，广州十三行不仅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而且成为全国唯一得到官方承认的外贸代理商。他们控制着广州口岸全部的外贸，内地货物必须通过他们买进运出，行商从中抽取一笔可观的手续费作为佣金，然后用他们的名义报关。清政府还有这样一个规定，洋货行的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行商的营业执照，要花20万元从官府方面获得。虽所费高昂，却保证了行商财源广进。行商是带有世袭性的社会团体，虽然是天朝洋商，但行号都是自成一体的家族式经营。豪商巨贾中，以潘家、伍家为最，他们家业雄厚、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在当时是世界级的豪富。政府选定家资最富、声望最著者担当行商首领，被称为总商。
《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
清代中国社会是轻视商业的，广州的行商即使在取得巨额财富后，依旧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广东的地方大员们，无论将军、总督，还是监督、巡抚，都把十三行当作利源，行商也只有投靠在封建权贵的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从乾隆年间开始，广州的行商常常花巨资为自己捐买顶戴，知名的行商通常都能捐来二品红顶或三品蓝顶的头衔，这相当于广东巡抚或布政使大员的品级。在这以后，商人捐官也就成为通例，正所谓“无贾而不官”。因广州城的行商们大多捐有官衔，所以，他们的名号后都带有一个“官”字，如潘启官、伍浩官、卢茂官、叶仁官等等。在外商眼中，广州十三行的经营者们，就是国家商人，是中国官方的代理人。清政府的“一口通商”国策，就是通过半官半商的外贸垄断组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来经营和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