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王朝锁国收关之时，在南国却画出了一块特殊的空间。梳理档案文献，我们发现，清中央政府“一口通商”选择了广州，大致有这样几层考量。
首先，最主要的是基于大清国政治安全的考虑。广州地处南疆，远离国家腹地，远离中央政府，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江浙一带则大不相同，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留下偏隅岭南的广州一地通商，即便出现一些周折，也是可控的，对清中央政府、中原内陆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果联想到雍正时期严禁西洋人在内地传播天主教，但特许他们在广州、澳门从事传教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乾隆帝特准在广州对外通商的决策了。从根本上说，清政府不希望西方洋人逼近京师重地和江南财富中心，而南疆广州则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其次，海防条件是当朝天子决定关停哪里又留下哪里的重要因素。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海防重于通商。从地理形势上看，虎门海口是洋船进入广州的要塞，这里有“金锁铜关”的天险，其地势最有利于凭险防守。虎门至广州的中途港黄埔，是从水路抵达广州的必经之路，这里多沙淤水浅之处，没有中国引水员带领，洋船难以自由进出。虎门至广州的这条水路，被称为通海夷道，处处有官兵设防。而浙江的宁波、定海口岸，其地势却是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直达腹地。乾隆帝就说：“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闽浙向非洋船聚集之所，海防亦得肃清。”在清政府看来，从虎门到黄埔，这一路特殊的通海地理形势，已具备应对西方洋船的能力，这成为只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的最有利的天然条件。
十三行商馆，18世纪末19世纪初，玻璃画，纵36厘米，横50厘米，现藏广州博物馆
第三，粤海关与宫廷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州一直被视为“天子南库”，是皇家奢靡享乐的重要特供点。在大清国开放的四个口岸中，粤海关的财政收入一直居于首位。厚利招来了皇权的格外青睐，好大喜功爱摆排场的乾隆帝总是任命他最亲近的内务府亲信出任粤海关监督，而其他海关则由地方大吏兼管。在皇家自己人的操办下，粤海关成为皇室庞大开支“自筹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档案记载，乾隆初年开始，粤海关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送银5.5万两，这笔巨款揣入皇帝个人的腰包。粤海关还一直有着一项特殊职责，就是利用和洋商打交道的便利，每年都要为宫廷输送大批洋货，或是从洋船上采买，或是自海外订购，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圆明园内西洋楼的洋玻璃灯、地毡、机械钟表等陈设，都是由粤海关通过洋行商人采买运京的。粤海关有着这种为宫廷服务的特殊功用，皇帝在决定取舍时的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