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清帝国实际掌门人，她继承的这份遗产来自其亡夫咸丰帝。咸丰为道光帝第四子，也是清帝国第九位皇帝。道光二十六年（1846）被立为储君，三十年（1850）接替乃父继位。
被史家称为“苦命天子”的咸丰生不逢时。清帝国刚刚度过中英交涉的困难期，不久即迎来席卷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起义，动荡经久不息，而且英国等西方国家不满足于1842年开放五口，反因开放五口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清帝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能够与西方国家建构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此时的清帝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西方工业革命的意义，还在固守农业文明的宁静、悠闲与老死不相往来，于是清帝国与英法在咸丰十年（1860）因换约等矛盾爆发冲突，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咸丰帝仓皇出逃，并最终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年仅31岁。
咸丰病逝，只留下一个年仅6岁的独苗和慈禧、慈安两位太后。按照咸丰的安排，这棵独苗不仅由两宫太后照料，而且有“顾命八大臣”辅佐，襄赞政务，直至小皇帝亲政。但是，咸丰去世不久，六皇叔恭亲王奕䜣联合两宫太后发动政变，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或被杀，或充军，恭亲王与两宫太后联合执政，因而小皇帝的年号也更名为“同治”，即共同治理的意思。
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子，也是慈禧太后的全部希望。两宫太后在小皇帝幼年时代勉为其难垂帘听政，支撑一个大帝国的运行。作为母亲，慈禧太后理所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亲政后让她有机会歇肩，颐养天年。
然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人生的大不幸，还不仅在于青年丧夫，更在于中年丧子。她的独生子同治帝生于深宫帝王之家，自幼就表现极不寻常，任性、固执，远君子近小人，染上了君主不应该有的恶习，从来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18岁的小皇帝亲政。不到两年，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初五，小皇帝驾崩。
同治去世是对慈禧太后重大的打击，“哭不能词”（《翁同龢日记》，1086页），但因清帝国的整体利益，她迅速从个人悲伤中走出，建议为咸丰帝——而不是同治帝——选择一个新的接班人。她的理由是，天下毕竟是咸丰帝的天下，咸丰传给了他的儿子同治。同治没有儿子，现在所要选择的皇帝，只能是继承咸丰帝的祖业。
对于慈禧太后的建议，与会皇亲国戚就其总体而言无法反对。毕竟同治帝没有儿子，现在必须从与咸丰帝血缘关系最紧密的后人中选择，有大臣鉴于同治帝的教训，“有言以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这个建议的潜台词是，从幼童培养太没有把握了，大行皇帝就是一个例子。为大清江山社稷前途计，既然没有办法让皇子们顺位继承，既然只能从宗室成员中选择，为什么不优先考虑选择一个稍微成年的“贤者”为继承人呢？这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不矛盾。
对于这个建议，慈禧太后是这样回答的：“文宗（咸丰）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易，我二人（慈禧、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翁同龢日记》，1087页）太后这段话很好理解，天下是咸丰皇帝的，咸丰没有第二个儿子，现在如果选一个成年的继承人，她们姐妹俩作为咸丰未亡人实在不愿意接受，只有选择一个幼童，才有从头教育的可能。慈禧太后言下之意，即便同治帝的教育是失败的，也可以在新皇帝成长过程中予以矫正。
针对慈禧太后的方案，皇亲国戚、各位大臣该讨论的也讨论了，但在权衡利弊后，大家还是接受了慈禧太后的动议，决定由两宫太后作主从与皇室血缘关系最亲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接班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钦奉懿旨，立醇亲王奕譞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光绪朝东华录》，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