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夏秋的那场变法，不仅开展百余日便遭扼杀，更由“戊戌六君子”的颈血画上了句号，愈发染上悲怆的色彩。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的名字，从此在诸多历史书写中融为一体，成为一个为改革而牺牲的经典象征。 “六君子”的合称，让六人的个性差异在大众眼中显得模糊不清，似乎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事实上，在经历、性格乃至政见上，他们之间颇有不同之处，并不能一概视之。在当时人看来，六君子中死得最冤的非杨锐莫属。他不似谭嗣同那样思想激进，不像林旭那样意气张扬，更不如杨深秀、康广仁那样公认是“康党”，相反却站在康有为一派的对立阵营。他的遇难，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陈寅恪曾说，戊戌变法在思想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康有为从经学中提出的“孔子改制”学说，另一种则是若干官员在实践中体会出的变法需要。张之洞是后一派的领军人物，而杨锐是他最心爱的弟子和最器重的幕僚之一。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时，曾游眉州三苏祠，纪游诗中有“蜀才尽是读书人”一句。当时随行的，便有张之洞开办的尊经书院高才生杨锐。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召这位得意门生入幕。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从1895年开始长期住在北京，为张之洞打探情报并处理各种事务，用当时的术语叫作“坐京”，职责犹如今天的驻京办。虽然他的身份一直只是个闲散的内阁候补中书，不过每月有张之洞提供的100两津贴，生活比起同乡刘光第要潇洒多了。
进入戊戌年后，京中风云多变，杨锐的工作对张之洞来说也越来越重要。7月23日，杨锐的大哥杨聪在四川病逝。这时变法正在高潮，张之洞闻讯，连忙打电报要杨锐暂时不要奔丧。但他归心似箭，准备8月31日动身。不过，由于此前陈宝箴的保荐，29日有旨令杨锐预备召见。张之洞大约松了一口气，甚至心中暗喜。杨锐由此不得不留在北京，又进入了政治中枢军机处，对他是莫大的帮助。然而六君子殉难之后，他必然悔恨万分：这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军机章京的工作，让杨锐感到相当头痛。在他看来，当时的上书，大多是揣摩上意、投机取巧的货色，没什么可行性。但如果加以驳斥，又恐怕和同事闹意见。四章京分成两班工作：谭嗣同与刘光第一班，杨锐与林旭一班。他觉得，谭嗣同虽然“最党康有为”，但还算安分，而林旭“随事都欲取巧”，让他很难共事。紧接着，越来越有危机感的光绪帝单独召见他，发下一道密诏，让他和同事们商议，怎样能罢免顽固昏庸的大臣，全面推进变法，又不至于惹怒慈禧？
自然，这是完全无法办到的。5天后，政变发生。这道密诏，被杨锐的门生黄尚毅缝在衣领里，连同老师的灵柩一同带回了四川。1909年，慈禧死去，与政变关系莫大的袁世凯也被罢斥。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带着密诏进京，想为父亲平反，但被政府压了下去。不过，再过两年，也轮不到大清朝为杨锐平反了。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1855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