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四月一天，明军大营外走来四个狼狈的汉人俘虏，为首的一个叫张儒绅，是个游走关外的皮货商人，本来替东厂做些采购工作，狐假虎威的，小日子过得很不错，来到抚顺突然就让建州大兵给劫了，好不容易才给放了回来。张儒绅向守城的明军将士递上一张状子，上面写的是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杀祖杀父之恨、明朝支持叶赫之恨、明朝越界，与女真争利之恨、未能得到女真第一美女之恨、不允许收割之恨、明朝听信谗言之恨以及退还土地之恨）。这封状子中，称明朝为“南朝”，结尾的落款里自称是“建州国”。看得出来，努尔哈赤很想让大明朝廷了解以下自己的想法。可明朝官方对努尔哈赤这“七大恨”却不以为意。《明神宗实录》对着七大恨的记载颇为简略，对整件事的文字记录也透着一股傲慢，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懒得记，倒是把那四个汉人俘虏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行文充斥着对努尔哈赤的不屑，说建州的某酋长（建酋）派了一个“夷官”，拿着“夷箭印文”，归还了四个俘虏，要和我大明求和。传来了一张状纸，说他有什么“七宗恼恨”，如何如何。
“七大恨”木刻榜。
这个月里，北京正阳门外的井水突然变成血红色，持续达一个月之久，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这不是好兆。南京大理寺卿董应举上书称，他通过观测水盆中太阳的倒影，发现太阳旁边“黑气游移”，一时窜入太阳正中，化为面饼大小的黑子，半遮半掩，日光昏茫奄奄如紫色。董应举大惊失色，他记得唐代天相大师李淳风说过，这是“外人乘华”“化外侵中原”的大凶之兆，“祸不可言”！是年冬，彗星出于东方，遮天蔽日。明朝四路大军出关，向建州进军，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萨尔浒之战。大明在关外的野战兵力一朝尽殁。
随着攻守的异位，关外的局势日渐不利于明朝。努尔哈赤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每一次发动对明战争时，必然要重新举起“七大恨”的大旗。直至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依然念念不忘，致书袁崇焕，重申了自家的“七大恨”。袁崇焕此时虽然兵力不济，仍然用客气的口吻回敬了皇太极。袁崇焕指出，皇太极所称，建州女真惩戒越界伐木的明军士卒，在大明朝廷威逼之下，被迫交出十个女真人偿命，这是一条大恨。那如今战端四起，死在阵前的女真人何止十人，是谁害他们上战场的？你说大明阻挠你娶叶赫家的美人，导致美人沦为“老女”，那如今两军交战，妻离子散，守一辈子寡的老女又有多少？你说大明阻挠建州收割三地的田禾，如今辽左千里沃野上的农民，危如累卵，命都保不住，更不用说保住地里的庄稼了，这又是谁害的？
皇太极调兵木质信牌
话虽然在理，但在战争时，强者经常是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默默承受。皇太极依旧我行我素，铁蹄所到之处，四处张贴“七大恨”的安民告示。有一件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入关攻打永平（今河北卢龙）时发布的榜文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文中完整复述了其父努尔哈赤起兵伐明时的“七大恨”誓词。这份《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被人们惯称为“七大恨”榜文，原本收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份文告中的“七大恨”与入关后编写的《清太祖实录》中的记载略有出入。无论哪种版本，其列举的“七大恨”内容大多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事件的排列顺序，以及语气和诉求的不同。总体而言，《清太祖实录》的版本强调双方一刀两断，决一雌雄，语气决绝，行文中充斥着要和明朝平起平坐的口吻。而皇太极时期留下的这份榜文原件中，更多体现了后金与明朝的藩属关系，文稿中对明朝的遣词用语非常尊敬，仰慕尊崇大明为天朝，文字非常谦卑委婉，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下战书，倒是有一股上访伸冤的味道。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当年看到了这份珍贵的材料，认为在当时可见的各种“七大恨”内容版本的文献中，该榜文当属最接近13年前努尔哈赤“七大恨”原始的版本。也就是说，孟森先生认为，努尔哈赤起兵时发布的“七大恨”，是在承认建州作为明朝藩属的前提下发出的，抒发怨恨的本意，是希望明朝朝廷能正视建州的合理要求，并不想和明朝决裂，更不敢奢谈什么平起平坐，取而代之。
图中所绘为 1625 年间的满洲 精锐骑兵（1）铠甲 骑兵（2）当时满洲 骑兵多数装备弓箭 和刀
孟森先生的说法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近年来有人根据满文材料，找到了《清太祖实录》中的“七大恨”的满文原文，认为《清太祖实录》的记载也很古老。《清太祖实录》是入关后编纂，其中对于“七大恨”的描述显得非常果断决绝，对明朝的态度很不客气，人们就会怀疑，这是不是后世子孙为了彰显努尔哈赤的反抗决心，有意把原文中尊崇明朝的文字删去了的呢？然而明朝人编纂的《明实录》中对“七大恨”的记载虽然简略，但更接近《清太祖实录》。而且《明实录》的记载中对努尔哈赤称“奴酋”，对建州女真称“夷”，对蒙古称“西虏”，显然不像是经过清代人修改过的样子。双方各有道理，可见针对“七大恨”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在誓师起兵的那一刻，努尔哈赤内心是否做好了彻底决裂的准备，这也许只有他本人能完全了解。然而，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就不会轻易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