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黄兴
早在反清革命时期，因黄兴和孙中山搭档默契，常被以“孙黄”并称，后来有了“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这一评价。当然，如果就此把黄兴看作是孙中山的粉丝迷弟，鞍前马后为偶像冲锋陷阵的一个角色，那就大错特错了。
1903年11月4日，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除了黄兴之外，参与结盟的还有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张继、周震麟、苏曼殊等二十余人，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没有留下正式的纲领文件，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组织成立后，随即展开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当年冬天在周震麟的协助下，印发名为《血泪书》的革命小册子，内容从一连串外侮说起，抨击清政府软弱无能和屈膝媚外的种种丑态，末有“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血泪陈词，伫望速起”等语。
黄兴与在日本那帮天天高喊革命，回国便把发辫徒然留长的留学生的差距就在于此，在安全的环境下（日本）他不唱高调，到危险的环境下却立马大干一场。按照黄兴的方针，华兴会将采用“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策略，并与湖南哥老会势力最大的首领马福益合作，组织湖南会党，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生日当天发动起义。华兴会的首义与当年兴中会首义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在组织成立之初即策划武装起义，都借用了会党的力量，甚至连结局都一样——风声走漏，未举先败。黄兴等人不得不经上海逃亡日本。当时华兴会成员在湖南还组织了个叫“科学补习所”的团体，领导者主要成员有胡瑛、吕大森、曹亚伯、宋教仁、孙武等人，受华兴会事败的牵连，“科学补习所”也遭到破坏，少数成员逃亡日本，多数人化整为零在当地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武汉三镇的革命力量。
1911 年，黄兴骑马戎装照
亡命日本后，黄兴与宋教仁继续展开反清斗争，于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当时“支那”一词还不是贬义），黄兴很快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05年7月下旬，他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荐下结识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据宫崎寅藏回忆，当时孙中山刚从欧洲回到日本，在宫崎住所做客时问他，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是否有杰出人物。宫崎回答：“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中山听后非常感兴趣，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宫崎可能认为黄兴作为后辈，让孙中山亲自拜访不太妥，对孙道：“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中山倒是不拘这些小节，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与宫崎一同前往黄兴寓所拜访。
孙中山比黄兴大8岁，但两人算得上意气相投。宫崎回忆说：“寒暄过后，彼此不拘小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大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祝。”此次会面后，孙中山将黄兴引以为知己，黄兴也被孙的见识与风度折服，没过多久又带着宋教仁、陈天华等数人在东京凤乐园与孙中山再度相见，黄兴等人对孙中山备至倾慕，并愿意率领华兴会全体成员与孙中山组合新革命团体。时人姜泣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评述：“孙、黄这次会面，为尔后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个良好的开端，意义是很重大的。”
刘揆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则被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革命团体的历史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与光复会后来脱离同盟会不同，原华兴会成员后来虽也一度与孙中山发生过分歧，但始终没有换掉尊孙的旗帜，更不会另起炉灶分庭抗礼。
再说黄兴的第一代追随者，如宋教仁、刘揆一、谭人凤、张继等人加入同盟会后，在反清革命阵营中一直活跃于中心，并在民国成立后登上了更大的施展舞台。不过也有不少原华兴会核心成员未能看到光复那一天的到来，最著名的就是华兴会发起人之一，《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1905年，因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纷争，陈天华一方面愤于国弱被人欺，又见同学只知内讧，绝望之下，于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蹈海自杀，时年30岁。无独有偶，1906年5月6日，曾在长沙明德学堂受业于黄兴的留学生姚洪业也因愤于时势，在上海投黄浦江自尽。
还有一位自杀者是华兴会的骨干分子杨笃生。1911年7月，在英国留学的杨笃生听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深感民族危亡，光复无望，于8日在利物浦跳海自杀，并留有遗书，将留英数年所积之英币一百三十镑汇交石瑛、吴稚晖，托二人转寄黄兴，以作为革命之军费。最后一位为反清革命殉道的华兴会核心成员是吴禄贞，武昌起义后，已打入新军的吴禄贞计划在北方发动兵变，直捣黄龙，因事泄而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牺牲在光复的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