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天皇，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一位类似中国皇帝的世俗统治者。我们中国人很少会把秦皇汉武视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日本天皇的世系，不仅可以直接追溯到记纪中的国土炼成神话，甚至最初的几位天皇与日本建国的记载，也充满了神话色彩。很明显，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统治者。
这一点，我们从初代天皇神武天皇身上就可以感受到。
神武天皇的真实性不用过于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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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都会浓墨重彩地宣扬本民族始祖的个人魅力。拿华夏神话来说，三皇五帝不仅拥有与天地万物沟通的能力，还具备非凡的智慧、过人的胆识与武艺以及充沛的精力。即便是完全过滤掉这些华夏先祖身上的神话色彩，他们仍然是英雄般的人物。
轩辕黄帝征讨蚩尤的战争，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但黄帝却能突破重重阻碍，最终战胜强大的蚩尤。这不仅凸显了黄帝非凡的智慧与武力，更彰显其百折不挠的品质。
这样的先祖，让华夏民族发自内心地崇拜，先祖的丰功伟绩，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源泉。
在日本的记纪神话中，也有类似于中国黄帝的角色——神武天皇。
据记纪神话记载，神武天皇通过征服大和地区的豪族，建立了大和政权，成为日本初代天皇。但这位身上洋溢着“克里斯玛”（超凡的个人魅力）的日本建国者，却罕有值得一提的英雄事迹，远不能与轩辕黄帝比肩。
不仅如此，甚至连神武天皇存在本身都一直充满了争议。明治维新后，在官方意识形态皇国史观影响下，宣扬神武天皇乃建国圣君，并将《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武天皇登基日指定为日本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但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一部分历史学者，却敢于公然质疑神武天皇的存在。
日本战败后，奉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派获得日本历史学界的主导权，他们推崇津田史观，认为神武天皇和神武东征完全是人为建构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以后， 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松前健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神武东征，讨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田中卓更是对津田史观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日本第一次人口普查
报告（1920年）
封面上的
神武天皇形象
神武天皇及其东征虽然依旧充满争议，但是因之衍生出来的神话中所蕴含的反映日本早期历史真实风貌的内容却是毋庸置疑的。归根到底，作为储存人类社会记忆的载体之一，神话不可能是纯粹的虚构，而是对真实世界的扭曲印象。
更何况对于没有走出神话时代的古代日本社会而言，在当时被视为史书的记纪神话，还承载着叙述大和王权存在的合法性、言说其运作的政治逻辑等重要使命。
因此，相较于对神话实在性的训诂考据，透过神武东征这则神话，了解其中所体现的政治逻辑，进而触及日本早期国家权力构造的核心所在或许更为重要。
打仗不是天皇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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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书纪》记载，神武天皇45岁时，听一个叫盐土翁的人说东方有块肥得流油的福地，十分心动，于是召集兄弟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发起东征。
征服行动，除了超强的动员力外，讲究兵贵神速，但《古事记》中的神武东征军在进军途中竟然逗留于安艺、吉备等国长达16年之久。
这条路线总长度不到600公里，按今天的道路情况，步行最多花个两三星期就可以走完。即便是考虑到当时的道路条件与大部队移动困难，耗费16年也实在太久。可能是《日本书纪》的编撰者也深有同感，大刀一挥砍掉一半，但8年时间仍然让人觉得离谱。
对此，有人推测神武东征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携带大量老弱妇孺的举族迁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神武军的战斗力太过不堪，一路上都在尽力争取沿途豪族的支持。比如在神武东征中立下大功的久米部，便是活跃于中国、四国地区的豪族。
无论哪一种说法更具说服力，神武军的战斗力都是要打问号的，在中国地区的长期逗留，再结合后来神武军的糟糕表现，恐怕在争取沿途势力的支持上，也遭遇过很大的困难。
在安艺、吉备等国筹备数年，终于拼凑出足够战力后，神武率军沿着濑户内海进入一个海浪很急的地方，因此把那里命名为浪速国，又叫难波国。
神武军刚在浪速登陆，就遭到当地豪族首领长髄彦的袭击。根据记纪记载，神武军初战不利，连天皇的兄长——神武军另一位首领五濑命也中箭身亡。神武军被迫重新上船，从海路绕行纪伊国前往熊野。
这次更惨，居然遇到风暴。据说神武大显神威，将佩剑扔入海中平息了风暴，但不幸的是，天皇的另一位兄长三毛入野命却因风暴溺水而亡。
从神武军被长髄彦击败，再到跳海逃命，由海路迂回吉野的整个过程中，神武本人除祈祷平息风暴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英雄事迹。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完成对大和地区的征服。
比如在进入熊野一带，因毒雾在山中迷路之际，是天照大神屡屡显灵，才保佑神武军走出困境，进入菟田。
而当菟田的首领“兄猾”图谋设计谋害神武天皇时，则是兄猾的弟弟“弟猾”决心背叛兄长，与神武军的首席大将道臣命合谋杀害兄长兄猾，并将其分尸，撒布四方，以威慑当地土著，这才确立对菟田地区的征服。
征服菟田，进入大和国，平定“国见丘”的八十枭帅和“磐余邑”的兄矶城，对此，《日本书纪》与《古事记》的记载截然不同。
《日本书纪》的说法是“带路党”弟猾与另一位更早加入神武军的“带路党”椎根津彦，乔装制作能对敌军施加咒术的土偶，才引导神武军击败对手。而《古事记》则没有提及椎根津彦，完全是弟猾设计摆下鸿门宴，在酒宴上诱杀八十建（八十枭帅）后，顺势攻占了兄矶城。
无论哪种说法，都不见神武天皇的擘画与表态。哪怕到最后与宿敌长髄彦决战之时，神武还是继续着“路人甲”的表现。跟轩辕黄帝那种遭遇失败，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以堂堂之阵击败蚩尤不同，神武军与长髄彦的战斗，完全是长髄彦的半场攻防演练。多亏长髄彦的女婿饶速日命也当了“带路党”，谋杀老丈人后，归顺神武军，这才结束战争，为这场充满坎坷的东征勉强画下句号。不过，这只是朝廷官方史书《日本书纪》的记载，《古事记》则只记载了饶速日命的归降，而丝毫未提及长髄彦之死。也就是说，神武天皇很可能直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击败长髄彦，报杀兄之仇。
东征中，受八咫乌引导的神武军
纵观神武东征神话，神武在整个过程中除各种祈祷和唱诗外，貌似啥也没干。神武军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完全是道臣命、弟猾等臣子的功劳。这不仅与轩辕黄帝，就是与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如吉尔伽美什、赫拉克勒斯、忒修斯、齐格飞、库夫林、迦尔纳等，也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记纪神话的编撰者眼中，天皇并非如中国皇帝一样需要总理万机，也不似印度、欧洲的国王那样需要赫赫武功。
天皇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唯一被期待的，恐怕只有其高贵血统所赋予的祭祀职能。而具体的军政活动则由臣子负责，天皇要做的就是以自身权威赋予臣子们行动的合法性，无须参与具体的政治决策与运作。
这种观念是否符合神武东征时期的政治运作模式，我们不好下断言，但无疑是记纪编撰者所生活的时代，甚至是日本大多数时期政治运作模式的真实写照。
天皇不需要多么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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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宪法十七条》中，有这样一条法令：
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
少事是轻，不可必众。唯逮论大事，若疑有失，故与众相辨，辞则得理。
大意是在决策之时，原则上需众议而定。无关轻重的小事，没有进行众议的必要，但重大的决策，为了避免出现失误，需要慎之又慎，故必须与众人商议，这样自然会得出符合道理的结论。
《宪法十七条》的制定者圣德太子（574—622 年）是否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依旧存有争议，但这部法典与诸多法令条文不同，被收入了官修史书《日本书纪》，可见绝非一纸空文。
《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593—628 年在位）去世后，执掌朝政的大臣苏我虾夷，欲迎立田村皇子为帝，遂召集众大夫商议，可大夫中的许势臣大摩吕、佐伯连东八、纪臣盐手三人不支持田村皇子，反而推戴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于是苏我虾夷，不得不与众大夫一一商议，甚至抬出推古天皇遗诏，最后更是发兵击杀最强硬的反对派境部臣摩理势，才勉强将田村皇子（舒明天皇）推上皇位。
这件事后来经常被用作指责苏我氏横暴的罪证，但反过来一想，独揽朝纲的权臣苏我氏连天皇都敢暗杀，可在拥立天皇这种大事上，也不得不召集众大夫商议，软硬兼施之下，方才达成目的，足见合议政治在当时日本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日本书纪》所记载的40位天皇中，至少有12位是经过大夫合议推举继位的，而且时间越接近记纪编撰者所生活的年代，由推举而上位的天皇就越多。
大夫，日语读作マヘツキミ，又作前つ君，即君前之臣，意指有资格在天皇面前议政之人。简单来说，大夫主要是朝廷赐予那些有较高政治地位、有资格参政议政的官人的尊称。比如《养老律令》便规定，不同官署中获得特定位阶以上者，可以获得大夫的尊称。除了中央朝廷的官人，在《日本书纪》与《常陆国风土记》的记载中，也有将地方国造、国司等地方长官称为大夫的用例对天皇而言，大夫绝非单纯的臣子，而是能够与之共治天下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在大化二年（646 年）颁发给东国国司的诏书中表露得至为明显。
在这份诏书中，天皇首先声明“夫君于天地之间，而宰万民者，不可独制，要须臣翼”这一君臣共治的基本政治原则，随后追述历代天皇与国司们的先祖共治的历史，再次重申愿意在神灵庇佑之下，延续历代天皇所奉行的君臣共治传统，并将之作为派遣诸大夫治理东国的政治依据。
皇权—神权—教权，日本古代的“三权分立”
谈到君臣共治，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北宋士大夫文彦博那句有名的“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能与宋朝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本质上是游士出身的职业官僚，其权力根基在于皇权。皇帝与士大夫的关系更多类似于现代独资企业的老板与高管。高管权力很大，有时甚至能够掌握整个公司的决策权，但本质上依旧是老板所雇用的打工人。通常情况下，独资公司的资产主要由老板掌握，公司的主导权也被其牢牢攥在手中，即便高管能够做出重要决策，那也取决于老板的意向。至于通过合议，绕过老板来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以及更迭老板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于宋朝以后的中国历史，人们似乎有一个错觉，那就是文官集团可以架空皇帝。实际上，所谓利益高度一致的“文官集团”是不存在的。文官约束皇帝，凭借的多是开国皇帝、前任皇帝的“祖制”。如果遇到精力充沛、权力欲强的皇帝，文官在与皇权的交锋中往往以失败告终。北宋曾定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宗之法，但宋高宗却诛杀了太学生陈东和欧阳澈，而宋高宗本人的皇位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如果得不到皇帝的认可，文官脱离体制，没有汉代士族那样的地方势力做支撑，光凭一腔热血，谈何架空皇帝？
但在日本，与天皇共治的大夫们，虽然被天皇模仿隋唐制度授予了各种官职与位阶，除了极少数由朝廷派往地方的国司之外，无论是中央朝廷的大夫还是作为地方长官的大夫，其本质都是豪族，而非游士出身的职业官僚。甚至连那些被作为流官派往地方令制国的国司，也多出身于中央豪族。
这些豪族臣服于天皇，并借助天皇所授予的权力提升政治权威，但除了皇权之外，他们还有另一个权力根基——家族。天皇选择与哪个豪族合作，相较于豪族首领个人的能力，其家族势力是更为重要的考量。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类似于股份制公司的老板与合伙人。由公司高管到中层管理者，再到分公司经理都是拥有独立股份与资产的合伙人。整个公司的资产完全由老板与合伙人的资产和股份构成，而且老板所持有的资产和股份在其中甚至占不了太大比例。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运营方式，只能是让所有合伙人都参与公司决策，再根据各自持有资产的多少来决定其所能参与决策的层级。
这种政治构造的差异，使得日本的君臣共治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内涵。
在中国，君臣共治的实质，在于皇帝依托由士大夫组成的职业官僚集团，共同构建出一套超越个人与社群的国家权力体系，并根据理性主义原则进行统治。由于皇帝与士大夫都依托于这套国家权力体系而存在，故而强调国家公权力实乃应有之义，私权只有在不威胁到公权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千百年来，充满智慧的中国知识精英，胸怀天下为公的儒家理念，运用这套颇具现代色彩的国家权力体系，成功地治理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保持着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相较而言，日本的发展阶段要比中国落后很多。豪族而非游士组成的官僚集团，才是支撑政治体系的关键。他们所奉行的君臣共治理念，与其说是如中国那样理性建构的产物，不如说是自发秩序的结果。诸豪族通过与主君缔结君臣契约，累层叠加地构筑起庞大的豪族联合体。严格来说，主君并不是这个豪族联合体的支配者，而是这个联合体的整合者。主君的意志始终无法凌驾于全体豪族的意志之上。即便是再武断强势的主君，也不敢完全无视豪族尤其是中央强势豪族的意志而肆意妄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强势豪族首领组成的合议机构才是这个共同体的政治中枢。在这种臣强君弱、豪族合议的政治格局下，根本无法像中国那样，基于理性主义原则，构筑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权力体系；甚至连国家公权力都没有多少存在的空间，维护社群私权才是应有之义。
这种日本式的合议政治其实并不要求君主具有多么优秀的个人能力，对那些出类拔萃且有着强烈个人意志的君主更是深恶痛绝。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诸如雄略天皇、后醍醐天皇、足利义教、织田信长这类在中国人眼中堪称雄才大略的强势人物，不仅大多以悲剧收场，而且历史风评皆不佳的原因。
就此而言，神武天皇在东征中之所以没有多少英雄事迹，之所以几乎所有重要行动都是由臣子策划并实行，与其说是神武天皇的无能，不如说是这种臣强君弱政治格局的真实写照。毕竟，在一个豪族合议的政治体制中，实在不需要一位多么雄才大略的君主。
PS：徐福绝对不是神武，不然能这么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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