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攻克乌拉。乌拉部的覆灭也使建州彻底掌控了辽东——女真的马市贸易，以开原为中心的辽东边疆体系被彻底瓦解。万历四十四年，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及八旗贝勒大臣的拥戴下，建立后金国，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
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因时制宜制定了八旗制度，每年采捕牲物按旗分“八家均分”。“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打牲采捕获利是后金政权崛起的动力之一，按八旗制度，除后金大汗外，各旗旗主贝勒以及其他入八分宗室贵族也有自己的私属打牲佐领，专为其主行采捕之事。努尔哈赤将采捕的特权分给领有打牲佐领的八旗王公、贝勒等贵族，每年后金政权统一率各旗王、贝勒、贝子指派旗下包衣采捕打牲，采捕后按旗分分配捕获牲物。
一、后金时期采捕的分配
对于领有私属佐领的异性贵族，努尔哈赤也严格遵守按旗分“八家均分”的原则，允许其派私属牲丁采捕。如位列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宜都，骁勇善战，追随努尔哈赤参与统一女真各部，深受信赖，赐号“巴图鲁”。八旗制度创建后，隶属镶黄旗，累迁左翼总兵官，册封一等公，按制允许其领有私属包衣牲丁。“初设佐领之制，诏以公，所俘获者，益以赏给户口，为三佐领，隶公家，俾无预设上役，为公私属，供田虞，并采人参，备药物，以奉公，下及诸子”。各旗领有包衣牲丁的王公贝勒均可在自己佐领下设置专职打牲官员，专门负责本旗的打牲事务。今长春市九台区小韩屯石姓锡克特里氏家族,其始迁祖吉巴库即为代善旗下包衣，负责两红旗的采捕采贡事务。
后金时将采捕的物品按八分分取，不允许各旗多拿，打牲区域也按旗分划定，禁止越境打牲。以人参为例，努尔哈赤向来对人参采集十分重视，制定了严格的采参规定，严令：“八旗分山采参，彼此不得越境”。皇太极继位后，沿袭努尔哈赤时期的政策，准许领有包衣佐领的贵族自行采捕打牲，但于方物土产采捕的管控却更加严格。崇德八年，皇太极上谕各固山额真大臣曰：“凡戮力行间，勤敏素著者，准令其部下人自行采参。如有怠于戎事，素无勤劳，以不准采参。心怀嫉妒者，即系奸险之辈，必治以法”。
后金国建立后，后金与明朝地位发生颠覆性转变，从朝贡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变成了对立对抗的关系。明金已不再互市，为弥补后金在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缺口，朝鲜变成了后金国主要互市贸易对象。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女真各部与朝鲜的贡市贸易就有显著发展。明末汉人、朝鲜人对女真地区的土特产貂皮、人参珍珠等需求甚巨。
金朝互市贸易物品以人参、貂皮为主，东珠、马匹次之。朝鲜国小，人参、貂皮需求量远不及明朝，金朝两国互市次数和数量都很有限。据林红考证，天聪朝金朝两国人参贸易有：天聪二年十二月，金国使臣“出给人参四百八十余斤，责换青布一万九千余匹”；天聪三年十月金国使臣朴仲男至朝鲜时，“持来人参数百斤”，欲以“劣品不好之人参，贸得白纸，彩色，水獭皮，青黍皮，豹皮，羊皮，丹木，胡椒，白番，各色彭段，红柿，生梨及弓角，环刀等物”。
互市贸易是后金重要的经济手段，后金对此极为重视。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很多决策不得不考虑明朝的利害。在金朝贸易中，后金与朝鲜常因人参问题发生直接冲突，皇太极两次征伐朝鲜，与人参互市问题都有一定关联。
朝鲜民众经常越界采参也是朝鲜人参需求不高的原因之一。朝鲜民众越界采参一直是困扰后金政权的一个问题，甚至连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有时也会趁机盗采人参。盗采人参时，朝鲜民众常乔装成明人。天聪七年，皇太极遣英俄尔岱与朝鲜互市时，将在后金境内盗采人参者一同带往朝鲜，并附国书，指责朝鲜犯有欺诈之罪，纵容朝鲜民众越界采参。
二、采捕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
皇太极的愤怒斥责说明在后金与明朝战争敌对情况下，与朝鲜互市贸易对于后金民生经济至关重要。金朝两国虽名为“兄弟之盟”，但后金实则视朝鲜为藩属国，但自天聪年间金朝开市以来，因后金制定参价过高，强买强卖，朝鲜对于后金的经济勒索力不从心。朝鲜国无力购买大量人参，越界采参也就无法避免。
这样的冲突甚至延续到清入关后，顺治九年十一月，镇守盛京等处昂邦章京叶克书等奏称：朝鲜国别克屯城住官金恩尚及所管沈尚义等，至正白旗包衣下采参地东阿西牛儿蘑山采参，被包衣下噶布拉牛录拨什库张友拏获送审。经审问，沈尚义称“我等原为采垠皮松子而来。看见人参、采了五根是实”。其时中朝边境已定，且犯案者为朝鲜在京使者，顺治帝特敕谕朝鲜国王：“朕思已定地界，不许擅越采捕，禁令已久。今沈尚义等，越界采参，有违定例。盗参事小，封疆事大，若弗禁约，后犯必多。”此后，清与朝鲜逐渐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民越界盗采渐渐平息。
尽管后金与朝鲜互市远不及与明朝互市之所得，但仍是后金当时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并且与朝鲜互市为后金带来了稀缺的金银、铁器、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富”，后金（清）时期的互市贸易为之后攻明入主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朝末年，国力渐衰，明朝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以敕书贸易平衡东北女真各部，不许一家独大，一时间也取得了良好效果。辽东女真各部互不统一，各自为政，将渔猎采捕的物产通过向明朝朝贡和马市贸易换取日常生活物资。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女真入贡回赐全部改为折银。仅此一项，每年流入女真地区的白银就不下15000两。依托开原、抚顺两处马市贸易，在东北形成了一个以辽东为中心的贸易网。努尔哈赤利用辽东马市贸易网，大获“参貂之利”，攫取大量财富并逐渐掌握了东北各条商路，成为贸易网路的最大受益者。
后金国建立后，以往各旗随意分散打牲改为每季统一集中采捕。天聪三年皇太极任命迈图为噶善达统领乌拉地区的打牲丁，掌上三旗打牲事务。每年采捕季各旗贝勒王公派遣本旗打牲官丁到乌拉打牲，由迈图统一率领各旗牲丁，采捕的物品按“八家均分”。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入关以后。可以说，清朝的崛起与东北人参、貂皮、东珠等物产的互市贸易一脉相连。
从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中，清代打牲乌拉官营采捕业的发展也为东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清朝一直处于封禁状态，这也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清朝一朝不遗余力地支持官营采捕活动，使得东北诸多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稀稀落落的村屯。围绕村屯，各衙署周边的地区也因为采捕事业得到了开发，成为今天东北各城镇的基础。采捕打牲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沿途卡伦的设置和不断巡查的兵丁，客观上保卫了东北边疆的完整。
从入关前至清末，打牲乌拉官营采捕对于满洲人而言，其主要职能经历了一个从“经济需求”到“政治需要”的转变。传统经济特产貂皮、人参先后被从乌拉贡差中裁撤，而保留下的东珠、松子、蜂蜜和贡鱼等差，完全是为了满足清朝统治者祭祀和奢侈靡费生活。对于专营采捕机构而言，采捕的兴衰就意味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兴衰，而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兴衰也印证着有清一代王朝的兴与衰。可以说，清代官营采捕业的发展命运与清王朝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总结
从官营采捕的缘起着笔，梳理了从后金至清以后一朝打牲乌拉采捕的发展情况。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为中心，考察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职掌沿革以及打牲丁来源。考述打牲乌拉衙门贯穿始终的几项官营采捕贡差，认为清代东北官营采捕的衰落与清朝国运的衰落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力不济息息相关。清朝经过数百年竭泽而渔、不遗余力地捕打，破坏了东珠等物的生态环境，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清末，打牲乌拉衙门的官营采捕活动不再能满足皇室的奢侈靡费，变为仅仅能够维持日常消费、祭祀陵寝之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