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庚子国变”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随即，新政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爱新觉罗·载泽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镇国公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击中了。回国之后，载泽奏请立宪，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不过他也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从此，“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端方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
实际上，端方是一个维新派。《清史稿》中记载，戊戌变法时，他曾奏上标榜维新的《劝善歌》，受到光绪皇帝赏识。但是，端方没有因为戊戌政变而被边缘化，反而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道员升到了署理陕西巡抚。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卫周备，深得慈禧欢心。庚子年，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教会也比较收敛，足见端方的本事。这一点，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局势稳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搭班子。
张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较务实，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帮助湖北留日学生办报纸，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锷。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因此，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选。1908年太湖秋操，他担任总指挥，在演习中第一次使用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并进行火炮的校射。
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同时，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1905年之后的《纽约时报》对这二位的报道就没断过。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作为朝廷大员之一，直隶总督端方参加了葬礼。按照成例，一位官员可以带几位仆从跟随。在端方所带的仆从中，有三位摄影师。他们用冒烟的照相机和另类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葬礼主管官员的注意。就这样为了抓拍头条而来的摄影师，却成了当天的头条。
结果，端方被牵了出来。由此创下了两项之最：最短命的直隶总督，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马的官员。
这可帮了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大忙，因为端方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隶，或许可以消化掉袁世凯的北洋军。而且，端方与张之洞搭班子时一手缔造了南方新军，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顶着，新军未必会乱。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已经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此时，“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此被免职，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前往镇压。端方到四川后，武昌起义已经成功，以至于军饷不济。端方的手下军官挑动军队哗变，端方和弟弟端锦被哗变的士兵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