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近代中国政学两界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政治而言，他是清末翰林，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大学院院长，可谓中国新式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的开创者。就学术而言，他一生掌握全国学术的要津。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秉承兼容并包、自由民主的治校理念，创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掌管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可谓现代中国体制化学术研究制度的奠基者。然而，人们往往记住蔡元培作为大学校长和中研院院长的事功，对作为政府官员的蔡元培关注却不多见。
1903 年蔡元培（左二）与次子和友人的合影
蔡元培出生于传统帝制时代。在传统中国的读书人身上，“学成文武艺，报得帝王家”可谓一种普遍的观念。蔡元培亦不能免俗，从小就在科举之路上亦步亦趋，希望能够成为中华帝国的一名官员，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890年3月，已经是举人的蔡元培在北京参加会试，幸运得以高中。不过，清代制度规定，会试高中后还需要通过殿试，合格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进士。蔡元培在京听说，殿试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考核，非常注重书法功底。蔡元培的书法水平一般，为稳妥起见，决定暂时保留2年的资格，2年后再来京参加殿试。1892年，26岁的蔡元培再度进京补行殿试，一举高中。不过，由于蔡元培属于补试，虽然成绩优良却不能成为一甲，只能屈居二甲。中殿试后，光绪皇帝授予蔡元培翰林院庶吉士，又过2年，升为翰林院编修。
进入翰林院可谓当时中国读书人最高的荣誉。从品级上看，蔡元培这个翰林院编修在六品左右，官职不大，工作十分清闲，不过是读读书写写文案而已。然而，翰林院是帝国的储才机构，由翰林而登堂入室，成为封疆大吏甚至位极人臣者，并不少见。曾国藩、李鸿章便是最好的例子。进入翰林院的蔡元培，还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如当年的曾国藩一样，他每日在翰林院研究中国的大经大法，思虑如何“文章报国”。比如，1894年蔡元培的日记记载：“十有二日，读三国志注；十有三日，读《少帝纪》；十有五日，读《管子》十卷；二十有二日，读《魏书·倭国传》，二十有三日，读《吴三嗣主传》……”
1912 年2 月，教育总长蔡元培作为迎袁专使之一，奉命北上催促袁世凯南下就职
然而，蔡元培的时代已经不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清政府的内忧外患日益加深，已经风雨飘摇自身难保。最大的震动是1895年清政府和东邻小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蔡元培在日记中记录：“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喝，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由是，蔡元培追随翰林院讲学士文廷式上奏光绪帝，要求联合英国德国抵御日本人。然而，书生无力，改变不了割地赔款的事实。目睹甲午惨败和马关的城下之盟，蔡元培大概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清政府不可依靠，但是已经淡了仕途之念。他开始阅读西书，而非经史子集。
1896年，蔡元培日记的书单里，已经多是《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化学启蒙初阶》《代数难题》之类的书。作为一个翰林，阅读这些西方的“奇技淫巧”，还是很少见的事儿。但蔡元培如饥似渴，吸收各种新知识。为了了解世界，他还开始学习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等。蔡元培的路，已经和传统读书人从翰林而伴君侧越来越远了。这时，他为自己写了一个对联“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他没有参与。究其原因，一方面他认为与康梁等没有渊源，耻于巴结，另一方面他认为维新党人轻浮，并不能持久，第三是他不赞成这种仅仅依靠上谕的表面改革。
当然，蔡元培并非毫无在仕途上发展之意。1898年维新变法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蔡元培还是报名应征了。但是，维新变法很快失败，经济特科暂停。紧接着是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华，直到1903年才重新开设。但是，此时的蔡元培已经广泛阅读新书新报，更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科技文化。他真切看到清政府的颓丧，已不足恃，遂彻底断绝了在清政府走仕途之念。在这一时期，他坚定的一个看法是，唯有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政治革新。于是，他以翰林身份翩然出京，到上海去教书，办中小学，搞教育实验。不久，又与江浙志士组建光复会，开始走上革命反清之路。以翰林弃官而闹革命，蔡元培还是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