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不仅因其深远影响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也因其戏剧色彩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有重掌政权的慈禧太后，幽居瀛台的光绪帝，暴得大名的康有为，喋血刑场的六君子⋯⋯京城中的风云变幻，给后人留下几多遐想，几多喟叹。当时京外的封疆大吏们，更是紧密关注着这场改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无疑是最为关心的一人。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这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参与发起强学会，宣扬开通风气，讲求西学。张之洞对此很是支持，捐银5000两作为经费。而强学会的发起人中，也有张之洞的长子张权。有了这两层关系，康有为于11月赴南京面见张之洞，希望劝说他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分会。
后来，康有为曾在致张之洞的信中如此回顾这件往事：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信中的“平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以礼贤下士著称。“孟公”则是西汉名士陈遵（字孟公），据说他留客的方法颇为霸道：直接把客人马车轮轴上的销子（辖）卸下扔进井里。康有为引用这两个典故，又说“隔日张宴，申旦高谈”，看来张之洞在南京对他很热情。的确，当时张对康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才高学博，胆大识精”，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在上海、广东开办强学会的分会。
不过，两人相谈甚欢的背后也另有鲜为人知的隐情。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张之洞次子张仁颋失足落水身亡。思及旧事，张之洞的悲痛又涌上心头。听闻此事，他的心腹幕僚、康有为的广东同乡梁鼎芬出了个主意：康有为向来健谈，不妨多和他聊聊中西之学，如此可以释怀解忧。说来讽刺，如此用意，多少是把康有为当成了大户人家清客相公一类的角色。他若是知情，不晓得会做何感想。
而且，两人的初见也不无龃龉。康有为在学术上的一大特色是提倡“孔子改制”说，即认为六经皆为孔子假托圣贤之名所作，目的是“托古改制”，为改革张本。这也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理论基础。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野狐禅。而张之洞同样厌弃这样怪诞的理论。据康有为说，张之洞曾向他表示，如果放弃这一理论，一定“供养”他，但被一口拒绝。学术上的分歧，已埋下了日后两人疏离的种子。
康有为旋即前往上海，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特立独行的观点、我行我素的作风，致使《强学报》一出刊就招致众多指责，如刊登属于非公开内容的廷寄谕旨，宣传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最要命的是，报头上的日期用的是康有为仿效基督教纪年创设的“孔子纪年”，第一号标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看似只是枝节小事，然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用谁的纪年，奉谁的正朔， 绝对是关系到“政治正确”的原则性问题。这使得出资支持的后台老板张之洞大为光火。于是，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于1896年初宣告解散。
但康有为实在是个宣传高手，其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广，本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到了戊戌年，一路走红的他已经“上达天听”，被光绪帝召见，授为总理衙门章京，俨然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对此，张之洞极为不快，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有为沦为逋逃海外的政治犯，地位一落千丈，而张之洞对康的敌意则是不减反增。逃到香港之后，康有为接受了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大谈慈禧太后如何压迫光绪帝，光绪帝没有把慈禧太后当作母亲⋯⋯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快又刊登在上海、天津的报纸上。他以为自己在借助媒体的力量援救光绪帝，殊不知，这些内容一旦落在慈禧太后眼中，恰恰坐实了光绪帝对慈禧太后不孝，且图谋不轨。政变之后，幽居瀛台的光绪帝地位极为不稳，京城内外常有慈禧太后将行废立的传言。康有为如此做，正是在帮倒忙。与他同样以忠君自命，而远比他熟悉政治的张之洞见到这样的文字，必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愤慨。梁鼎芬闻讯也极为激愤，马上撰写一篇《驳叛犯康有为逆书》登报，还打算再写后续文章。张之洞叮嘱他，文章不要发得太频繁，否则容易有越抹越黑的嫌疑。由此可见张之洞政治手腕的老练，又反衬出康有为的幼稚。
自此之后，张之洞将康有为及其一党视为清朝最大的祸患，一再出手打击，尽管这并非一名总督的职分所在。康有为不久移居日本，而张之洞恰是当时在对日外交上最有发言权的疆臣。他与日方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要求驱逐康有为离日。在其不懈努力下，日方于1899年3月“礼送”康有为赴美，由此换取张之洞同意实施中日军事合作。
张之洞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但一趋向激进，一主张稳健；一为政治新手，一为政界大老；一尊奉学术正统，一宣扬学术异端，这注定了两人必将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