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举行伪满“执政”就职典礼。图中前排坐着为溥仪，右六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右四为郑孝胥
日军要在东北炮制伪政权，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关键，他就是前清宣统皇帝，寓居天津的爱新觉罗·溥仪。自从1924年在北京政变中被赶出紫禁城后，溥仪于次年移居到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居住，和一些北洋政客时有来往。1929年7月，他迁居到陆宗舆的宅子“乾园”，并将此地更名为“静园”。溥仪后来自己承认，宅子改名其实另有深意，所谓静园并非是求清净之地，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尽管这位宣统皇帝已经两次从皇位上跌落，此时仍不死心，他身在津门，梦回大清。
北伐完成后没多久，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又爆发中原大战，这局面正是溥仪这群前清遗老遗少喜闻乐见的，他们发现蒋介石所谓的“统一”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稳，遗老们纷纷开始自我洗脑，重温旧梦，认定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定于一”的大业仍然非宣统皇帝莫属。这些想法实际上也非空穴来风，在动荡的局势下，他们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就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几个月，在日本东京读书的爱新觉罗·溥杰正准备回国度假时，被当年在天津认识的日军司令部参谋吉冈安直邀请到鹿儿岛做客，在那里，吉冈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当年7月10日，溥杰将消息带给溥仪。没过多久，一位叫水野胜邦的日本华族前来拜访溥仪，并赠送了他一把扇子，扇面上题着一联：“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借用春秋时勾践复国的典故，意思再明显不过。这些异动显然唤醒了溥仪那蠢蠢欲动的皇帝梦。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这群前清遗老在静园静观这么久，“变”终究是来了！此刻，一位陪在溥仪身边的遗老即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在伪满建政的这场政治大戏中，他举足轻重，最终将溥仪再次推上“皇帝”的宝座。此人就是已年过七旬的前清老臣，未来的伪满“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光绪八年（1882）举人，前清时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清亡后，郑孝胥以故臣自居，1917年张勋复辟时，遗老遗少们见大清又回来了，无不欢欣鼓舞，但郑孝胥却始终未置身其中，他视张勋复辟如儿戏，冷眼旁观，果不其然，复辟闹剧仅12天就草草收场，张勋也落荒而逃。当然，郑孝胥对大清始终念念不忘，与之相随的是对新生民国的仇视，1918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1923年，郑孝胥奉溥仪之命入北京，次年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哪知屁股还没坐热，北京政变爆发，连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也没有了，但郑孝胥一直跟着溥仪，几乎包办了这位前清废帝的对外事宜。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郑孝胥就开始往返日本，为大清复辟计划奔走。九一八事变爆发，郑孝胥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14年前，他视张勋的复辟为小儿科，而这一次他要亲手将宣统帝送上“皇位”。9月21日，他在日记中道出自己的计划：“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伪满成立后，溥仪（右二）与日军将领一起出席会议,右四为伪满“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不仅对日本有好感，还对当时新崛起的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非常崇拜，认为意大利必将成为欧洲一霸，他自己常以溥仪的墨索里尼自居，甚至预言“大罗马帝国必将再兴，与未来的大清帝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不过在整个复辟计划中，郑孝胥表现出的冷静与谨慎要多于狂热。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信号使溥仪大为兴奋，恨不得马上起身到东北去登基当皇帝，郑孝胥却劝住了溥仪，他对溥仪说，如今沈阳形势不明朗，不必太忙，日本人如果真需要皇上，早晚会来相请，当下应先与各方联络，看看风声。
在郑孝胥的劝说下，溥仪放弃立即动身北上的打算，随后派刘骧业去找本庄繁，派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联络遗老遗少们，同时又派商衍瀛去联系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军将领。事情果然如郑孝胥所料，没过多久，日本关东军的人就亲自找上门了。9月30日，溥仪前往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见了板垣征四郎的使者上角利一与另一名前清遗老罗振玉，具体谈及请溥仪回东北复辟之事。与此同时，溥仪收到同为宗亲的爱新觉罗·熙洽的来信，熙洽告诉溥仪，他在吉林时打开城门喜迎日军，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吉林，还说等待了二十余年的时机终于到来，请溥仪尽快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