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是六君子在菜市口的就义。他们洒下的鲜血，极具象征意义地宣告了这场改革的夭折。这一幕，同样也是张之洞心头的痛。这是因为，六君子中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非同一般。
杨锐，字叔峤，1857年生，四川绵竹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他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成为受业弟子。后来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又被邀为幕僚。他当时有七十老母在堂，不便远行。为了让他安心来粤，张之洞特地致电四川布政使，请求将时任四川隆昌县教官的杨锐之兄杨聪调动以便奉养，由此可见对这位门生的器重。
此后张之洞历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杨锐始终跟随左右。他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1895年3月底，他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
“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的部下，大致相当于今天各省的“驻京办”，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当时，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杨锐进京之时，正值马关议和期间。他当时向张之洞传递的情报，主要围绕着条约的内容与相关的舆论。甲午战争结束后，他也长期在北京待了下去。张之洞为此向他提供了每月100两银的优厚津贴。
张之洞
戊戌变法展开之后，张之洞对京城政情的需求大大加码，杨锐肩上的担子也重了起来。正在此时，杨聪于7月23日病逝，杨锐打算回川奔丧。张之洞不希望杨锐在这个关键时候离开北京，几次力劝，杨锐尽管一时未动身，但行意甚坚。巧合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正在此时上奏保举人才。他是张之洞的同道友人，保举的名单中多有张的亲信部下，其中恰好包括杨锐。9月1日，杨锐受光绪帝召见，几天后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一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人称“军机四卿”。这个任命，正好替张之洞留住了杨锐，又让他进入政治中枢，可以接触更多情报。张之洞的心中，必定为此窃喜不已。
然而不到一月，形势急转直下。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立即着手清洗她眼中的异己。“军机四卿”是光绪帝独断专行任命的，犯了她的大忌，结果一齐落网。23日早晨，杨锐尚未起床，便被闯进家门的步军统领衙门兵卒抓捕。次日下午，张之洞接到报告，如同五雷轰顶，马上指示京中的其他亲信查明详情，随即多方发电，托荣禄、王文韶、裕禄等中枢大员营救杨锐。在他看来，杨锐绝非康有为一党，又没有越轨的言行，只要分辨清楚，大概不难脱罪。他的行动也确实起到了成效，主审的庆亲王奕劻已有意为杨锐开脱。
然而张之洞没有料到的是，9月28日清廷颁下一道谕旨，发布了对所谓“康党”的处置，“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不经审判，即行处斩，违背了清朝的法律程序。慈禧太后如此做，是担心列强干涉审判，因此干脆先下手为强。当天下午被处死的这六人，被后人合称为“戊戌六君子”。
如果不是张之洞力阻杨锐奔丧，杨锐早已动身回川，避开了军机章京的任命，也避开了杀身之祸。接到噩耗的张之洞，在震惊悲痛之余，心头是否会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悔恨与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