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是如何培养清军骑射的？
一．努尔哈赤对骑射的态度
努尔哈赤的一生中，基本是在马上度过，故可称为“马上皇帝”。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年仅二十五岁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不仅本人擅长骑射，而且非常重视收罗擅长骑射的人才。
《清太祖实录》卷2载：“哈达国万汗之子贝勒扈尔干以女来归，遣其子戴善送至。上纳其女，设宴成礼。初上出迎时，至洞城之野，有乘马佩弓矢过者。
上问左右曰：谁也？左右曰：此董鄂部人善射。部中无出其右，所称善射钮翁金是也。上召钮翁金至，指百步外柳，命之射。钮翁金发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错。上发五矢，皆中。众视之，五矢所集，仅五寸许。众共叹为神技云。”
这则努尔哈赤在迎娶哈达国贝勒扈尔干之女的途中与董鄂部头号射手钮翁金较射的史料，或许是对努尔哈赤弯弓神射的溢美之词，但他果真能够五箭连中、众矢环聚、“百步射柳”的确是技艺超群。
努尔哈赤对“骑射”的崇尚，不仅表现在他本人骑射精湛、率先垂范、收罗擅长骑射的人才，还体现在他不断督促族人勤习骑射，并力促改良弓箭和马匹等方面。早在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就曾对躭于逸乐、注重服饰，却不经心出猎行兵之事、不修治甲冑弓矢的“愚闇之夫”提出了警戒。
《清太祖实录》卷8载：
“上谕侍臣曰：愚闇之夫，躭于逸乐，不致力修德，凡言之有益无益，皆不能辨，惮于听受；即闻善言，亦不默识深思，惟图晏安自便，此岂人类也耶。愚者群聚，纵为嬉游，躭于宴饮，习于谑浪。至贤哲当前，则引故而却避之；若委以正务，则诿谢而不任焉。此亦非人类也。出猎行兵之事，漠不经心；而甲冑弓矢，不加修治。所修治者，宴会时服饰而已。此等之人，与无足比数之妇人等耳。所谓愚闇性成，人所摈弃，当为切戒。”
也就是努尔哈赤表示，你们这些人啊，不要不务正业，要好好专心的修炼“本专业”——骑射。这一高论在中国历代开国君主里面恐怕是绝无仅有。
笔者认为，由于努尔哈赤从开始起兵以来一直是以来武力征服，基本上没什么太强的政治手腕，所以说他非常重视骑射，认为这是满洲建国的发家之本。
二，努尔哈赤如何发展满洲骑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骑射精湛需要上好的弓箭，努尔哈赤曾多次就改良弓箭的事宜训示诸贝勒。
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致八角殿，训示诸贝勒曰：“尔等之弓摺（折）身立之不好，弓梢长且硬，差矣。弓软而长射之，则身不劳也。
人之体，皆相同，疲惫之时，不可以此弓射之。”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又到八角殿，命八旗巴雅喇、蒙古人射箭。射毕，训曰：“如今之少年，射箭皆用硬弓，其变化甚大。古之弓小，无如此者。弓大而硬，身力不足，瞄而不即刻放之，则不能命中。若弓小而软，身力有余之，则可且瞄且射也。
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期间日日操练兵马，他不仅亲自观看士兵骑射，而且经常察看战马的膘情，马肥壮者赏酒，马羸瘦者鞭责。出兵之时，羸弱之马亦需要撤换，天命十年（1626年）十一月，援助科尔沁台吉奥巴解察哈尔林丹汗之围，既是如此。
《清太祖实录》卷9载：“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五人至、告急。言察哈尔林丹汗、举兵来侵。兵已逼。因请援。上闻之。召集各路军士……至开原城北、镇北关，视军。因先经射猎，马羸甚。乃别选精骑五千……察哈尔林丹汗、围科尔沁奥巴城。
已数日，攻之不克。闻我国援兵至农安塔，林丹汗仓皇夜遁，遗驼马无算，科尔沁围解。”?
万历二十年（1595年），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曾目睹了努尔哈赤操练兵马的情形：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备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许练兵。
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战马四百余匹。
朝鲜人李民寏亦在《建州闻见录》中针对满洲人如何养马，为我们提供了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本：“臣观奴贼之横行冲突，莫可与敌者，不过负戎马之足也。……胡中之养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靮而放之。栏内不蔽风雨寒暑，放牧于野，必一人驱十马。马饲调习，不过如此。而上下山坂饥渴不困者，实由于顺适畜性也。”
面对满洲人擅长牧马的这一长技，李民寏反观朝鲜的马政不仅发现了两者的差距，而且找到了本国战争失败的缘由：“我国之养马异于是，寒冽则厚被之，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昼无阙，是以暂有饥渴，不堪驰步，少迂险仄，无不颠蹶。且不作骟，风逸啮，不顺鞭策，尤不合战阵也。”
于是，李民寏进呈光海君的“备御六条”中的第二条便是“申明马政”，呼吁改革本国马政：“《礼》曰：问国之富数马以对。《诗》称卫文侯、鲁僖公之美，皆言騋牝驹牝之盛。申明马政恐非细事也。团束甲骑，以备不虞。千万幸甚。”
明朝与朝鲜虽言语殊，但服制相类、风气相近，上引后金与朝鲜战马的对比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后金同明朝战斗力的反差。明朝军队习于平原作战，长于施放火器，临阵时，摆列方阵，行动迟缓。两军交锋之后，明军未及再装弹药时，努尔哈赤的骑兵已冲陷方阵，倏来倏往，恣意横行。
笔者认为：总之，清太祖努尔哈赤深知弓矢与战马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努力训练出善长弓马的骑兵队伍。太祖时的哲陈之役、萨尔浒之役，太宗时的松山、杏山之役等满洲将士“咸用少击众，一以当千，固由神武之姿出于天授，贤臣猛将，协力同心，亦我貙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骑射之精，自其夙习，而争先敌忾，气倍奋焉故也”。
“骑射”在满洲崛起的无数次征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故清太宗皇太极回忆道：“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三．努尔哈赤建立八旗牛录制度
为何配合满洲骑射军事体系，努尔哈赤特意建立了与之对应的军事制度——八旗制度。
八旗制是努尔哈赤对牛录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建黄、白、红、蓝四旗。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古勒山战役时，努尔哈赤的部队已出现按旗编制的情况：“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与赫济格城相对，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据此可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并已早有军旗。
《李朝宣祖实录》卷七十一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朝鲜史料中亦记载建州的军旗：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
满洲人自己记述努尔哈赤开始以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四色旗统兵的年代是1601年，《清太祖实录》卷1载：“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
实际上，这是努尔哈赤对建州军队进行的一次整编。他“复编三百人为—个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并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次重要改革，为尔后八旗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将原有的四旗，扩为八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由于降俘日众、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努尔哈赤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人口与军事编制中最大的单位。
每个固山有特定的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将固山译为旗。努尔哈赤将原来的黄、白、蓝、红四色旗帜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为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不镶边的旗帜成为正旗，镶边的旗帜成为镶旗。合起来称为八旗。
《清太祖实录》卷五载：“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整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
由此，八旗制度正式确立并伴随大清朝将近三百年，成为满洲统治者塑造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有力工具。
笔者认为：从有关清朝开国史的文献来看，满洲统治者有意识地将八旗制与擅长骑射、征战等民族文化特征的塑造捆绑在一起。
由此，“以弓矢定天下”能征善战的满洲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并为后人留下了：“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的深刻印记。
总结：清朝开国时期，弓马骑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此，努尔哈赤对于骑射的非常重视。为了能够配套满洲的骑射体系，他崇尚“骑射”的同时，还改造牛录，创建了对于维系满洲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的“八旗”制度，已经有意识地为塑造满洲自身文化奠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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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辽史》1974年版
脱脱《金史》1975年版
宋濂《元史》1976年版
张廷玉《明史》1974年版
阿桂等《满洲源流考》1988年版
阿桂等《盛京通志》1997年版．
长善等撰，马协弟等点校《驻粤八旗志》1992年版
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