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主义与殖民解体的情结
这是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当时的历史环境是由国家（德国、英国、匈牙利）之间所产生的种种分歧，片中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争端和仇恨的时代，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个人特质的矛盾冲突在表面层上尖锐无比，影片或许表达了战争或者屠杀与国家有关，旨在消解、消除民族间为加速战争或屠杀进程而制造的对立。对于“民族主义”有不同的解释，有些理论家将民族主义和毁灭性的、极端的和具有威协性的行为相联系，也有些理论家认为，民族主义引出了领土要求和推崇对外扩张的举措，或者把民族主义同仇视其他文化其鼓吹剿灭的行径相联系，将它与悖弃道德的行为准则连在一起。本片发生的时间是在二战时期，片中的人物最终在一个充满终端和仇视的时代走到一起，并置身在残垣断壁内编织出隽永的美好友情。
（二）凯瑟琳和哈娜的故事
哈娜在片中只不过行使了护士的职责。英国病人，一个圣徒式的人物。在这个人物之前哈娜获得了玄妙般的解脱和满足，并借助于他实现了梦幻中的救赎。哈娜对英国病人实施了责任感和爱心，实现了她所遵循的高崇的道德理念。而凯瑟琳，在导演决定拍一个柔和众多情节剧的爱情故事里，充当了恋人的主角，她美丽动人，吸引了英国病人的全部视线，影片着力刻画她和英国病人之间情爱的心灵彷徨，其激烈程度超过了哈娜对基普的爱和对病人责任心之间的思想冲突。很显然，片中凯瑟琳的出场场次大大超过了哈娜的出场次。
主宰本片为代表的类型片的惯用手法的语境——平行性结构，试图探讨在战争特殊环境下人的内心骚动和冲突以及人们对美好炽烈情感的追求。导演似乎倾听到“心灵的声音”，采取顺叙并结合闪回和“平行动作”从道德和情感的角度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影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凯瑟琳的爱情与死亡——用最动情的音乐和烘托她和阿尔马西的故事，片中许多扣人心弦的镜头（阿尔马西把凯瑟琳从飞机残骸中抬出，阿尔马西把凯瑟琳抱进山洞，离开她又归来得太迟）以及最凄美动人的场景中都有凯瑟琳。凯瑟琳在导演的笔墨中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丰满的情节剧人物，她爱上的别的男人，其私通行为在传统的情节剧模式上被设计成因其通奸行为和狂热的情欲遭受到了严惩，正如她的情人“英国病人”与她私通所遭到了同样的惩罚。
（三）战争和历史个人文本
这部影片类似于好莱坞的古典浪漫史诗。在影片开始展现了北非沙漠壮丽的情景之后，阿尔马西驾驶的飞机被德国炮火击落，在跨越战前与战后和从北非沙漠埃及首都开罗到意大利战场的广阔时空中，导演把他的镜头拉回到几乎与世隔绝的意大利的乡间别墅和四位孤独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凸现在广阔的历史画卷上的几个微弱的小人物不能不由我们审视艺术家的平民意识。在这里，阿尔马西的沙漠探险和与凯瑟琳的刻骨铭心的充满激情的爱恋以及哈娜与基普浪漫而热烈的爱情故事，两条线索表面看来互不相干，各自发展，从而构成了导演所赋予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下的个人文本。这文本所体现的是无情的战争带给个人的创伤难以愈合。被称为“英国病人”阿尔马西那被战火烧焦的躯体构成了对于别墅里的另三人的一种隐喻，哈娜的精神创伤在于男友的牺牲，这使她与基普的热恋成为医治她自我精神创伤的手段，而另一个人物卡拉瓦焦的创伤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他对大英帝国的幻灭。因此，这座意大利别墅废墟空间的意像成为每一个人自我疗救的一种情境。
导演明格拉用他的镜头关注了个人世界的相互救助和相互疗救。在他的关于《英国病人》的简单阐述中，他所理解的史诗为：“一些国家大事如何影响一些平凡人的生活。”他通过个人与历史的直接碰撞阐释了历史对个人的影响，历史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最后，阿尔马西选择了放弃生命，卡拉瓦焦成为了一个不安的战争罪孽的追索者，基普最后放弃了他与哈娜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