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朝有名的太监
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李莲英
可能还会有人报出“小德张”的名字
但其实还有一个太监
当年也是轰动天下的
不过轰动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人头落地
1869年9月16日
安德海被斩
1
1869年9月16日这天，山东济南城有一个太监被杀了。
按理说，大清朝的太监成百上千，杀一个太监，也不算什么大事情。但知道点门道的人，可能就能看出一点不寻常的地方：
大清朝的祖训是“非经派遣，太监不能出宫”，所以当时走出北京紫禁城的太监几乎没有。那么，山东杀的这个太监，是从哪里来的？
当时下令杀这个太监的，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清史稿·丁宝桢传》中，关于这段事情的记录，前前后后一共只有85个字：
“（同治）八年秋，（安德海）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遂正法。”
《清史稿》
这件事大致的经过，就是：
安德海私自出宫，作威作福，到了山东境内，碰到了刚正不阿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宝桢早就看不惯安德海，所以顶住压力，最终为民除害。
“丁宝桢智斩安德海”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从野史到故事，从小说到戏曲，乃至到现当代的影视剧，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因为这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道德观念。
但其实这件事背后一直存在疑点：丁宝桢当时虽然是个山东巡抚，但其实与他“遂正法”的那个太监安德海相比，还真的算不上什么。
那个大名鼎鼎的安德海，当时是慈禧太后眼前的大红人。
安德海的出宫，谁都知道是奉了慈禧命令的。但是，偏偏到了山东，就被一个区区的山东巡抚抓起来，一刀给咔嚓了。
真的就那么简单？
当然没那么简单。
2
首先，自然先要来说说这个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生于河北，大概出生于1844年左右，在8、9岁时净身入宫做了咸丰帝的御前太监。
安德海的一战成名，是在1861年。
那一年，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才31岁的咸丰帝在内忧外患下急火攻心，在热河的避暑山庄撒手归西。在临终前，咸丰立了自己6岁的儿子载淳为接班人（即后来的同治帝），设立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辅政，同时又把自己的两道印分别赐给了皇后钮钴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
按照咸丰的思路，这“八大臣”+“两太后”的互相牵制局面，应该可以顺利保证儿子载淳成年后亲掌大权了。
但是，在这个设定中出了一个漏洞——就是慈禧。
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当时才26岁的慈禧是不甘心受到如此多的牵制，但考虑到自己人单力薄，翻盘不易，所以她想到了精明能干，但同样被“顾命八大臣”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恭亲王奕䜣。
奕䜣是咸丰帝的弟弟，也就是慈禧的小叔子，当时30岁，被派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谈判，不准到热河奔丧。在得到慈禧的密报之后，奕䜣欣然决定加入“政变军团”。双方在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终于在咸丰帝驾崩一个多月后就发动了一场政变，一举逮捕了“顾命八大臣”——那就是著名的“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之后，慈禧顺利地扫清了自己掌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之后自然要奖赏自己的盟友和亲信。
恭亲王奕䜣毫无疑问居功至伟，由此入军机处，获“议政王”头衔，权倾朝野。而当时双方密谋政变的情报能从遍布“顾命八大臣”眼线的热河传递到北京城，再来回通报，慈禧也肯定需要一个极度可靠的人。
这个人，就是安德海。
可以说，安德海在“辛酉政变”背后扮演了一个“跑腿”角色，但却又是至关重要的“牵线人”。
所以也可以想象，当慈禧上位之后，安德海是受到怎样的信任和宠爱。
年纪轻轻的安德海，由此官升六品蓝翎太监，关键是出任了总管大太监，成为了紫禁城内红得发紫的人物。
3
有道是“年少轻狂”，年轻的安德海少年得志，坐拥大权，难免是要得罪几个人的。
若得罪其他人，其实也没什么，谁都知道安德海背后站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大家自求别得罪他已经是万幸了。
但安德海偏偏“神知无知”，得罪了三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
第一个人，就是恭亲王奕䜣。
其实安德海在“辛酉政变”中算是奕䜣“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不求结下“革命般的友谊”，但相互井水不犯河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掌握军机处，身为“议政王”的奕䜣是不可能不与试图大权独揽的慈禧产生矛盾的。“狡兔死，走狗烹”，在“辛酉政变”成功之后，慈禧和奕䜣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开始了。作为慈禧的最忠诚亲信，安德海毫无疑问是站在慈禧这一边的，在与奕䜣的斗争过程中，安德海在其中煽风点火，起了不小的作用。
终于，慈禧在1865年成功扳倒了奕䜣，摘掉了他“议政王”的帽子。而安德海作为慈禧的得力战将，自然也成为了奕䜣的仇人。再加上慈禧生活奢侈无度，奕䜣一直认为是安德海在后面怂恿和纵容，所以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奕䜣为咸丰帝同父异母之弟，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文采武功均在咸丰帝之上，但争储失败后只能成为亲王。因为精明机警，人称“鬼子六”
安德海第二个得罪的人，是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在史书记载中一直以“温良敦厚”的形象出现，但她15岁被选秀入宫，只用了6个月就连升四级，成了咸丰帝的正式皇后，创造了清朝历史上最快的“晋升皇后纪录”，说她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在整场“辛酉政变”中，如果当时慈安以皇后的身份表态“遵从先帝遗命”，站在“顾命八大臣”那一边，那慈禧是断无获胜把握的，整个晚清历史也将重写。
虽然和慈禧做过盟友，但作为两宫太后的东宫太后，慈安的身份其实是高过西宫太后慈禧的，所以两位太后之间明面上没有争执，但暗地里的互相牵制乃至较劲其实是不少的。
从这一个角度说，安德海与慈安“为敌”也是身不由己——全天下都知道他是慈禧的人，所以是断无可能获得慈安好感的。
但前两个人就算加在一起，也没有安德海得罪的第三个人严重。
这个人，就是小皇帝同治。
在对待小皇帝这件事上，安德海的情商实在欠奉。
慈禧虽然是同治小皇帝的生母，但慈安是正统皇后，所以是同治的“嫡母”。由于慈禧对同治非常严厉，而慈安宽厚仁慈，所以同治从小反而是和慈安更亲近。慈禧因此不仅有作为一个母亲的嫉妒之心，更有对失去权力保障的恐惧，所以自然而然派出自己最信任的安德海监视慈安和同治，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自己。
忠心耿耿的安德海自然是“使命必达”，这也造成同治多次因安德海的告密而被慈禧责备乃至痛斥。小皇帝常常在宫中做了小泥人，然后用小刀砍去泥人的头部。身边的小太监问何故？小皇帝的回答是：“杀小安子！”
同治帝
宫外得罪奕䜣，宫内得罪慈安和同治，换一般人，哪怕有一百个脑袋都早搬家了。
但安德海背后站的是权倾朝野的慈禧太后，所以确实没人敢动他。
如果一直乖乖待在慈禧的羽翼之下，安德海估计也能保得一辈子荣华富贵。
但偏偏，他自己决定作死。
4
1869年，皇帝同治14岁，他的婚期要排上议事日程了。
有道是“皇帝不急急太监”，皇帝同治还没有当回事，太监安德海却急了。
安德海急什么？急的是自己终于可以有个机会出宫去玩了。
安德海那一年也就26岁左右，年轻人久居宫内，尽管权势遮天，但难免也会觉得烦闷，谁不想去外面花花世界见识一下？更何况发达了后不出去显摆一下，犹如锦衣夜行，对年轻人而言尤其是接受不了的。
但从清朝开国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就定下了规矩：“非经差遣，不准擅出皇城”，违反者基本上都是处以极刑，是为“祖制”。
所以，为了不违背“祖制”，安德海就找了个名目来说服慈禧：去富庶的江南为皇帝采选龙袍以及婚礼必备之物。慈禧对安德海一直是宠爱有加，觉得借此放他出去玩玩也无伤大雅，所以口头上也算是答应了。
安德海还算是多了一个心眼，又去托同治小皇帝身边的太监去“请示”了一下，得到的答复是：“皇上不管这种事情。”
安德海把这条回复视为一种默认，心花怒放地准备去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向死亡迈出了第一步。
如果按仇恨程度来排的话，慈安、奕䜣和同治三人中，最恨安德海的其实是并没有权力纠葛的同治，但那种恨是出于一种主子对不听话奴才的怨恨，放到一名14岁少年身上，更显得杀气腾腾。
按道理，要动安德海，不经过垂帘听政的慈禧是不可能的。但恰恰是因为同治那一年已经到了14岁——康熙爷14岁开始亲政，所以自康熙之后，皇帝只要年满14岁，都会开始或多或少独自处理一些事务。
但仅凭同治一人，办成这件事还是有困难的，好在他有两个目标一致的有力帮手：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奕䜣。
慈安太后，病死于光绪七年（1881年），死时45岁
尽管各类史料从来没有明确记载慈安和奕䜣在这件事上与同治有过密谋，但从事发后三人的反应来看，三人之间成为同盟或者至少说达成默契，还是有迹可循的，此处先按下不表。
不过在安德海出宫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到一个具体执行的人。
这个人首先要忠诚可靠，其次要有出色能力，能够干净利落地把这件事办好。
这个人是谁呢？
5
1869年正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奉诏进了一次京城。
丁宝桢是贵州人，咸丰三年（1853年）中的进士，在招募士兵与捻军作战中立了不少战功，一路做到山东巡抚，堪称文武双全，能力出色。而且丁宝桢清廉自律，还是个有名的“硬骨头”：
当年科尔沁王僧格林沁架子颇大，表示接见巡抚以下职位的官员不给座位。当时只是山东按察使的丁宝桢让人传话：给座位就见，不给就不见。众人皆大惊，连僧格林沁本人也对丁宝桢另眼相看，尊敬有加。
从种种迹象来看，丁宝桢成为了同治皇帝三人同盟看中的最佳人选。
按历史学者冯祖贻《丁宝桢杀安德海一事的史实辨析》中的分析，至少有两个证据能够证明，丁宝桢杀安德海绝不是自己一人“临时起意”。
一个证据，就是丁宝桢在1869年正月进京拜见同治皇帝后，回来写过一个《谢恩折》，其中有一句话：“惟有恪遵圣训，殚竭血诚。于一切应办事宜，正己率属，认真经理，驭之以严肃，矢之以慎勤……”
丁宝桢以一山东巡抚之职，施政一方是本职工作，最多再加一个剿灭捻军，皇帝一般不会再给他嘱托什么其他事情，何必要强调一句“一切应办事宜”？
至于“殚竭血诚”“认真经理”，虽说有套话之嫌，但也让人觉得是有所指的。
如果说第一个证据还以揣摩为多的话，第二个证据就相对比较实锤了。
1869年的4月，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去济南拜访丁宝桢，住了20天。薛福成的弟弟薛福保在丁宝桢手下做事，所以三人关系相当不错。
薛福成回忆，当时丁宝桢对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职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德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奕䜣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有间，复言曰：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实为江南），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如何？”
这段话，是薛福成写在自己《庸庵文续编》中的《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一文中的，其中透露了五大信息：
第一，丁宝桢和薛家兄弟关系非比寻常，什么话都敢说；
第二，丁宝桢和恭亲王奕䜣的关系非比寻常，因为在那场宫廷内斗中，恭亲王被剥夺“议政王”头衔背后有安德海的“功劳”，区区一个外省巡抚是不可能知道的；
第三，安德海出宫置办龙袍一事，极为机密，当时同治帝的老师翁同龢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丁宝桢以一个外省巡抚的身份早已知晓，很可能是有人事先告知；
第四，安德海去江南置办龙袍，必须要经过山东；
第五，以安德海的身份和背景，丁宝桢居然有了在自己地盘上杀死他的想法，很难说是临时起意。
综合起来看，1869年正月丁宝桢的那次进京，很可能是得到了重要人物的面授机宜，不然以一个巡抚的身份，丁宝桢再一身正气和不畏权贵，也很难想象会主动去杀慈禧太后手下的第一红人。
而当时丁宝桢给薛福成的感觉，是早已运筹帷幄，在山东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就等着安德海自己来钻了。
6
1869年8月，安德海率随从三十余人，沿运河坐船浩浩荡荡出宫南下。
一路上，一切都是按照安德海的预想，极尽拉风之能事：
雇太平船两艘，小船数只，竖“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大旗，一路招摇南下。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海还命人挂起一面“日月旗”，日月图案旁，是一只三足鸟。按远古神话，三足鸟的主人为西王母，外出则专为西王母采食——毫无疑问，安德海是在暗示自己是在为西宫太后慈禧外出办事。
途中还恰逢安德海生日，生日当天，安德海拿出一件龙衣陈列在椅子上，他所带的男女对龙衣下拜，然后为他热闹祝寿。当时船停在运河中央，两岸百姓观者如潮。
要场面有场面，要内涵有内涵，安德海确实是下足了功夫，却不知这些排场，都是为他之后作死下的砝码。
“太平船”的模型，即安德海座船的样式
安德海进入山东的第一站是德州。
一进德州，丁宝桢就已经得到了消息。随后，他做了两件事：第一，立刻下令山东的各路官员严密监视，随时采取行动；第二，立刻修奏折一封，派信使经驿站日夜兼程，加急向北京发送。
那封奏折主要列明四点：
第一，清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派太监到外省办事的先例；
第二，朝廷要置办龙袍，有专门的织造局奉旨照办，根本不用太监来办，铺张浪费，劳民伤财；
第三，就算是派了太监，也应该有相关派遣文件；
第四，安德海一路铺张浪费，居然还把龙袍拿了出来，这明显就是有违体制。
这封奏折暗示的潜台词是：朝廷肯定不会做出派太监来办龙袍这种低级的事情，肯定是这个安德海假借朝廷之名，自己出来游山玩水，搜刮民脂民膏。
而且，在奏折的最后，丁宝桢还加了一句话，表示自己已安排属下“一体跟踪查拿”。
这就有些意味深长了：你不是请示朝廷的吗？怎么朝廷的决定还没下来，你就自己安排人给“跟踪”和“查拿”了？
以丁宝桢历来的严谨，是不会做出这种低智商的事的。
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丁宝桢这封奏折是早就准备好的，也是事先和朝廷里面通过气的，因为时间分秒必争，所以必须两条腿同时走路。
万一安德海出了山东境，那就难办了。
7
丁宝桢还真不是瞎紧张。
当山东各路官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安德海一行已经在山东境内过了两站了。
第一站是山东德州。德州的知州赵新虽然在第一时间就奉命向丁宝桢做了汇报，但用的是“夹单密禀”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情况虽然做了汇报，但是是不存档的。
换句话说，万一丁宝桢没搞定安德海而被秋后算账，我赵新是留了一条后路的——没人知道我禀报过你。
第二站是山东东昌（今聊城）。聊城的知府程绳武倒是听话的，立刻派人全程跟踪安德海一行，但是跟了三天三夜，就是不敢动手。
连过两城，安德海毫发无伤，可见当时大家对他的惧怕程度——当然，怕的是他背后的慈禧。
谁都吃不准丁宝桢这次到底是吃了哪个品牌的豹子胆，敢动慈禧眼前第一红人，万一搞不定怎么办？
一转眼，安德海一行水路转陆路，就到了第三站：泰安县。
进入泰安县后，丁宝桢心里略为一宽。因为泰安县的知县叫何毓福，当初在京城内当的是监察御史，在职期间正是因为参奏安德海，结果被陷害报复，外放到泰安县做了一个七品芝麻官。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何毓福接到命令后，当即带人包围了安德海一行下榻的客栈，一举抓住了安德海，连夜押解济南。
安德海最初被押到堂上面对丁宝桢的时候，肯定是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的，想必可能也说出过“丁大人，你好大的官威啊！”类似的话。
安德海的最大信心无非来自一点：我是奉慈禧太后之命去江南采购龙袍，你一个巡抚敢抓我！？
而丁宝桢的态度也很明确：你是假冒钦差大臣！此外，你带妇女，用龙袍，一路铺张浪费，就算你真是钦差大臣，这也是死罪！
安德海当然没有携带任何文件，机灵如他，一听丁宝桢这话，就知道对方是有备而来，而自己这次是凶多吉少。
此时的安德海，终于收敛傲态，“形色惶恐，俯首无词”。
不过，丁宝桢暂时还不能杀他，因为再急还是要讲程序。
他还缺一份圣旨。
8
丁宝桢加急的奏折一到北京，就被送到了慈安太后手里。
按理说，这封奏折要到慈禧太后手里也过一道，但恰好慈禧太后染病，就直接由慈安太后拿主意了。
这个时间点是否纯粹是巧合，现在无从得知。但以慈禧太后在宫中的耳目之多，一封与她最宠幸的太监性命有关的奏折，她应该不至于不知道。但是，并非像诸多民间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慈禧立刻下懿旨让丁宝桢“特赦”安德海——慈禧当时并没有动作。
在慈安太后的召集下，同治帝、恭亲王奕䜣一起讨论了这封奏折，并叫来内务大臣核对情况。
但谁都知道，内务大臣只是个摆设，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当时同治帝说了八个字：“尔曹如此，该杀之至。”
随后，“三人小组”召见了军机大臣，下令立刻用加密件的形式向直隶、两江、江苏、山东的督抚发去急讯，要求他们只要一发现有安姓太监进入所辖境内，立刻抓起来——“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
1869年9月15日深夜，早已做好一切准备的丁宝桢，终于收到了加急送来的朝廷旨意。
第二天，安德海被公开斩首示众。
安德海人头一落地，赞誉四起。
在京城的帝师翁同龢，听到消息后大呼“快哉！快哉！”
与丁宝桢一度不太对付的李鸿章，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通报给了自己的幕僚们，并且加了一句点评：“稚璜（丁宝桢的字）成名矣！”
曾国藩当时患眼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说自己的眼睛都为之一亮，称丁宝桢为“豪杰之士”。
至于在民间，那更是不得了，“丁宝桢智斩安德海”被演绎出各路版本，流传至今。
但是，在诸多人中，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反应。
9
当慈禧得知安德海被斩的消息后，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说慈禧不动怒，是不可能的。即便她对安德海的感情有限，但这次的斩杀安德海事件，摆明了就是打她的脸。
但就算动怒，又能如何？
安德海“假冒”钦差大臣，动用违禁之物，沿途铺张浪费，每一条都有实锤的证据，这是怎么翻也翻不过来的。更何况，丁宝桢还上奏从安德海身上搜出了两张纸，上面是地方官员的请托之事，这更是坐实了“太监干预朝政”之事，每一条罪状单独列出来都是凌迟之罪，更何况数罪并罚？
这很可能也是慈禧一直按兵不动的原因。
而光按兵不动是不够的，等于是被人打脸不还手。当时才34岁的慈禧，随即使出了一系列老辣手段：
首先，她下令将安德海随从太监六人，管家两人，负责保卫工作的镖客五人，一并处斩；
其次，她下令抄没安德海在北京的家产，并且将安德海在北京的管家王添福绞死；
第三，她下令将“斩杀安德海事件”前前后后的所有奏折、上谕统统汇编成条例，规定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就以此为范本操作。
命令一出，慈禧的形象立刻改观，赢得朝野上下一片称赞。
慈禧当然不会忘记丁宝桢。
慈禧很清楚安德海是死于谁之手，丁宝桢只是一个对大清忠心耿耿的官员而已。丁宝桢越是不畏权贵，慈禧就越是不能去当那个冲头。后来丁宝桢在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就是慈禧的授意。丁宝桢在总督任上整顿盐务，兴修水利，屯垦良田，为地方和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事实上也是为慈禧稳定天下做贡献——慈禧并没有看错丁宝桢。
1886年，丁宝桢死在任上，一身清廉，甚至安葬费都拮据。慈禧特赐丁宝桢太子太保衔，谥“文诚”，入贤良祠。
可以说，同治的“宫廷三人联盟”借杀安德海挫了慈禧的锐气，丁宝桢因为杀安德海名满天下，而慈禧虽然痛失亲信，但之后做出的一系列姿态，也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好名声。
唯一倒霉的，只有那个安德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