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鹰眼荷鲁斯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出了很多著名的旅行家，欧洲也有马可波罗，但东亚向西天取经的和尚其实是他们的先驱，其中，新罗僧侣慧超从朝鲜出发，海路到达印度后，游历中亚、阿拉伯，再从陆路返回唐朝，堪称恢奇瑰丽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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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10年代初，也就是唐玄宗执政初期，来自新罗的年轻僧人慧超从海路抵达大唐境内。
和当时很多立志求学的僧侣类似，他选择经陆路前往印度。最后朝拜了印度各地的佛教圣迹，又向西去到波斯、大食等地。最后才转回东方，从中亚腹地返回东土。
因为作者知名度和文献传播方式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慧超的故事都不为大众所知，但是慧超的所见所闻依旧是公元7世纪前期亚欧大陆上宝贵的世界画卷中的一部分。
他笔下的内容深刻地记录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可以说是后来安史之乱与伊斯兰势力东进的先兆。
次大陆见闻
为了回避陆上潜在的战争风波
慧超选择从海路西行
在向密教大师金刚智求学后，一心得法的慧超决心到佛教起源地印度游历。
由于单个寺庙不可能长期供养没有名气的普通僧人，普通僧人不一定能得到王公贵族们的垂青，因此僧人需要沿着贸易路线和商队同行，接受商队的运载和供养，让他们前往下一站获得布施。
因此在当时的丝路上，僧人们往往会和商队同行，还给商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和精神超解。因此很多僧人就是这样越走越远，直到找到心灵的安居之所才会停下脚步。
我们的主人公慧超年仅20，他还不知道，神奇的因缘会将他带向何处，他现在做的，仅仅就是跟随商队，开始壮丽的游学之旅。
但当时的陆上丝路局势混乱，先后有唐朝、西突厥、粟特、吐蕃、吐火罗、波斯和阿拉伯等集团混战，对于商贾旅客都不太友好。因此，慧超便从洛阳南下荆州，然后内陆水系抵达广州。在那个遍布西域海商的城市，寻觅到能直航次大陆的船只。
通过漫长的转港航行，这位了不起的新罗僧人终于在靠近孟加拉的印度东海岸登陆。此后，他当地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慧超基本上参观了法显、玄奘等前辈游览过的圣地。
由于情绪激动，慧超用1/3的篇幅描述佛教之乡。但这恰恰是全书中最不客观的部分。他本人就对西天乐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将印度也描绘的天花烂坠。
比如国王如同神佛再世，只要下达判决就能让众人服从，绝不抗命争辩。印度也被美化为国王不用刑法的理想国度，甚至连奴隶贸易都不存在。但这也是早期僧侣游客的通病。
慧超也是历史上首位深度访问印度的半岛居民
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事实，慧超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庙和佛塔，如今皆已香火稀少，僧侣萧条，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而且慧超也提到，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
整体上，慧超费尽心思去美化他所看到的佛国乐土。但对后世观察者而言，这些记录反而透露出当时印度文明已进入瓶颈。除了贫富悬殊，也有种姓制度导致社会缺乏活力。
最重要的是，慧超不可能意识不到佛教僧团已自身腐化。尽管长期坚持走上层路线，但也已经缺乏强有力的君主支持。
这些都是佛教在印度走向没落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印度之外的地方，分布广泛的教团还相当繁盛。
今日的印度那烂陀寺遗址
中亚见闻：北印度、波斯与阿拉伯
离开印度
慧超很快进入伍麦叶王朝的领地
在离开北印度后，慧超从旁遮普省北部出发，开始了他的中亚之旅。在迦叶弥罗（克什米尔）和健陀罗等地，慧超看到了比较繁盛的佛教景象。
离开了克什米尔，慧超来到了大小勃律地区（今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和印度的拉达克西部地区），这里是唐朝和吐蕃人的拉锯地带，因此慧超也见识了一些吐蕃人的风俗。
炒青稞
由于旅行者无法深入考察，慧超对吐蕃的记载真假参半。很可能是没有亲自深入藏区的原因，慧超仅仅接触到那些生活在青藏高原西部的边缘部族。
于是他说吐蕃人没有城郭、喜欢住帐篷，而且与游牧的突厥人风俗相近，喜欢穿用毛毡编织的服饰，基于并不深入的接触。
慧超可能在用一套模板化的叙事描述他见过的各种游牧人群，而且在描述吐蕃的情况时，他的记载“国王百姓等惣（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显然也很不正确，至少在松赞干布的年代，文成公主和毗俱底公主就从唐朝和尼泊尔带来了各自的佛教传统，这也暗示了慧超没有和吐蕃人进行深度接触。
但是实际上，吐蕃贵族有平顶碉楼和雄伟的平顶宫殿，以及颇为险要的逻些王城。
当然慧超也对吐蕃人做了更多细致描绘，比如高原空气稀薄、日照强烈，所以除了少数贵族女性，大部分吐蕃人肤色黑红，吐蕃人喜欢席地而坐，没有床席。
由于高原生活环境的原因，吐蕃人身上有很多虱子，一旦坐下来就需要给自己捉虱子；由于高原上有粗放的农业，所以除了奶制品和牛羊肉，吐蕃人还经常吃炒麦，也就是炒青稞，此风俗直到今天都是依旧存在的。
慧超并没有见识到真正的吐蕃城市
离开了大小勃律之后向西北走，慧超来到了犍陀罗地区。
在慧超看来
突厥王公是抵抗阿拉伯人的中坚力量
这些地方是曾经希腊化文明昌盛的重镇，也是佛教史上的要地，佛陀的很多本生故事（佛陀前生的故事）都以犍陀罗地区作为背景。
如今这里都由突厥王公和他们的封君治理，他们大都是西突厥汗国的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后裔。
在慧超的年代，阻挡阿拉伯人继续扩张的主力，就是当年西突厥汗国留下的突厥君王、军事领主。虽然在和唐朝的对峙中一度失利，但是他们对于西域及周边依旧保持强大影响。
突厥人的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长官“吐屯”（意思是“分水人”）以及军队约束。由于当年驻派在各国的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若干代后，吐屯们就会取代土著君王。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于昭武九姓的故地，若干代后，这些人会产生突厥和本地混血的王族成员，在慧超路经的犍陀罗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罽宾、谢䫻、览波诸国，统治的结构大都类似。日后高仙芝迫害过的粟特石国王族，其实也是突厥和粟特人的混血后代。
与犍陀罗毗邻的乌苌国（Udyāna，位于巴基斯坦边境的斯瓦特地区）同样是突厥贵族统治，而且佛教盛行，甚至出现了僧人略多于俗人的特殊情况。正是因为慧超自己是佛僧，所以会额外关心这些事情。
在物产和民俗上，慧超看到，和之前经略此地的游牧首领们类似，突厥君王们也将海拔较高的罽宾视为气候凉爽的夏都，然后返回犍陀罗地区过冬。
漫步在本地林立的寺庙，浸淫在空灵的佛呗中，游牧君主大都改宗佛教，贵族们会修建寺庙为自己和家人累积功德，并将寺庙所在地附近的村庄赐与住持，由村庄出产三宝，供养僧众。
犍陀罗国王为了积累功德，每年会进行两次大规模布施，国王会将自己的所有财富都布施给僧侣，然后由臣下将布施之物买回来，然后来年在进行新的施舍。
也是因为寺庙经济十分发达，慧超得以通过僧侣资助而探访各地的文化古迹，度过了一段愉快而平和的时光。
随后慧超又游览了大犍陀罗地区的其他地区，比如汉文史料中的罽宾（卡庇萨）和揽波（拉姆帕卡），还有巨型佛像所在的巴米扬，佛教都在突厥王公们的供养下祥和发展，仅是在罽宾就有百余座寺庙和6000名大乘僧人。
离开大犍陀罗地区后，慧超初次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就是他笔下的吐火罗地区。这里是曾经的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故土，也是慧超一路上看到的最靠西的佛教文化区。
离开吐火罗之后，慧超向西进入波斯高原，抵达了阿拉伯帝国的东部地区（可能是两河流域下游地区）。
此时的吐火罗地区开始逐步被东进的阿拉伯人蚕食。但依靠本土和北印度的封建主支持，当地依旧保有着佛教文化，和阿拉伯人相抗衡。此外，来自西方的景教和摩尼教也有分布，异教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对于波斯人，慧超描述他们曾经是阿拉伯人的主人，但是如今却反客为主，迫使波斯人改信宗教”事天“，也就是信奉伊斯兰教。
慧超记载波斯人喜欢吃肉饼和麦饼，并且十分肯定波斯人的贸易才能，表示有很多商人通过斯里兰卡的狮子国去广州贸易，用西域的货物交易汉地的丝绸。
慧超还提到波斯人本土的畜产众多，尤其能出产善于长途跋涉的骆驼，语言和周边各族群特别是阿拉伯人区别巨大，但唯独没有提到他们的军事，从而 印证了阿拉伯帝国前期的社会结构。即少量征服者承担军事义务，而异教被征服者承担生产与纳税。
至今在阿富汗境内
还留有很多具有希腊化遗风的佛教遗址
对于新任的中亚霸主阿拉伯人，慧超也留下了对应记载。他惊讶于阿拉伯贵族的朴素作风，以及不讲究奢侈的生活状态。
比如阿拉伯贵族会与部下平分食物，一群人坐在一起，会很平等地用勺子从食盆中舀取食物，所有人都信奉天（安拉），却喜好杀戮讨伐，还以杀人传教作为积累福德的方式，这与日后《经行记》的作者杜环的描述高度吻合。
他们在705年时攻克吐火罗斯坦，又在706-712年间征服大部分粟特城市。其扩张态势咄咄逼人，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不安。
慧超同样记录了许多早期阿拉伯风俗，包括只拜安拉而不跪君王，这个传统曾让伍麦叶王朝派往唐朝的使者引起过外交上的争端。
在阿拉伯帝国境内，慧超还听闻到关于东罗马帝国的只言片语。慧超记载当他经过阿拉伯帝国的时候，阿拉伯哈里发正在小拂菻，也就是小亚细亚半岛征讨东罗马帝国，这是比较可信的记载。
在公元8世纪初期，阿拉伯帝国每年都会对小亚细亚的东罗马领土进行季节性讨伐，分为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但是慧超也提到，小拂菻国的西北面海外是大拂菻，这里应该指的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帝国的欧洲领土。
希腊火
慧超听闻此国兵马强盛，国都凭借山海之险，多次打败了阿拉伯和突厥人的入侵，而且国内物产丰富。慧超所言，应该指的是公元670年代和公元717-718年的几次君士坦丁堡围攻战，战争都以东罗马帝国的胜利告终，守军顽强的抵抗意志、君士坦丁堡的险要地形、欧洲冬季的寒冷气候，还有著名的希腊火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只是慧超对于波斯和希腊文化的区分度不足，所以留下了波斯和东罗马服饰相似的说法。
伍麦叶的文化偏向拜占庭
也容易被外人搞混
从阿拉伯治下的两河流域东返，慧超经过了河中的粟特城邦，详细记载了当地的民风民俗。
在阿拉伯入侵下，慧超也很清楚河中地区的情况。当地神庙的圣火正在忽明忽灭，显得越发不稳定。他看到当地已度过了黄金时代，不断面临阿拉伯人的持续打击。
慧超提到粟特人国土窄小且兵寡将少，所以很难抵御强敌入侵，不得不托庇于其他强权，为了对抗阿拉伯人，有的粟特城邦选择和突骑施汗国结盟自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都被阿拉伯人征服。
当地主要的城市，包括康国、史国、石国等等都信奉拜火教，当地的男子们很喜欢梳理发辫、还喜欢戴白色毡帽，也保留着族内通婚制度。
此外，慧超还特别注意到，在拜火教的影响下，有着一妻多夫和族内婚的传统，这里既有娶姐妹为妻子的情况，也有兄弟几人共一妻的情况。
波斯拜火教的祭司们不但自己遵行族内婚制度，而且将这种婚姻视为一种虔诚的功德。在拜火教的经典《亚斯那》里就有提到：我向崇拜马兹达（光明神）的宗教效忠，放下武器，遵行族内婚姻，这是正当的；另一部经典《阿维斯陀经》也提到过：正直的人应该遵守近亲结婚的规矩。并且认为族内婚姻有助于对抗黑暗之神的侵袭。
在古波斯雕像复制品前合影的祆教母女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和萨珊波斯以及波斯文化圈内存在的种姓制度有关系，族内婚和群婚制的”光明“属性，是为了保证本种姓的血统纯洁以及权力、财富不外流，这一风俗甚至被日后迁徙到唐朝的波斯皇室后裔隐秘保存。
比如一块名为《苏谅妻马氏墓志》的碑刻，于1955年在西安出土，墓主人苏谅是禁军的骑兵将领。这块制作于874年的方形墓志上，赫然写着两种文字。下半部是的汉字，上半部是波斯文。说明直到唐末，这些萨珊后裔还保持着波斯文化乃至袄教信仰。
完成于公元874年的《苏谅妻马氏墓志》
”苏谅“与”马氏“看似非常汉化，实则是对Suren和Msi这对波斯名字的翻译，碑文甚至暗示夫妻二人其实出自自同一个家族。这就是在用文字游戏，巧妙了掩盖血亲通婚现实，保护祆教信仰者的根深蒂固传统。但在出身东亚文化圈、无法理解种姓制度的慧超看来，这种相当于乱伦的婚俗令他面红耳赤，非常不齿。
对于佛教，慧超记载，除了粟特诸国中最大的康国（撒马尔罕）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佛寺，而这座佛寺很可能就是当年玄奘路过撒马尔罕时劝导当地人修建的，当然了在拜火教文化圈，这座佛寺并不受敬重，里面的僧人对佛教几乎一无所知。
折返中亚时
慧超也见识了拜火教礼仪
穿越帕米尔高原
也许是已经见识到了西域诸大国的主要情况，也是因为东罗马帝国正在和阿拉伯帝国激战而无法继续向西，慧超就踏上了东归唐土的旅途。途径位于费尔干纳盆地（汉代的大宛国、唐代的拔汗那国）和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骨咄国之后，慧超逐步开始攀爬帕米尔高原。
当时的葱岭
陷入唐朝和吐蕃的拉锯战
和法显、玄奘等前辈一样，慧超忍受了高原反应和严寒气候的多重考验。在穿越高原的过程中，慧超写下了数首律诗，记严寒之苦，抒忠贞之志，在瓦罕走廊里的胡蜜国，慧超就遇到了一个唐朝使节之后写下了赠别诗：
君恨西蕃远，馀嗟东路长。
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
鸟飞惊峭嶷，人去难偏梁。
平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
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
巨海冻墁坛，江河凌崖啮。
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
伴火上胲歌，焉能度播蜜。
经过帕米尔高原时，慧超还途径唐朝和吐蕃人的拉锯区。区域内的其他小国，比如胡蜜和播蜜会信仰佛教，但有的国家如九个识匿国就信仰外道。
由于气候极寒，土地肥力低下，而且水文条件恶劣，许多地方不产五谷，居民完全散布于雪山之间的牧场内，时常有组织地守在帕米尔高原间的山谷要道，骑马劫掠过往商旅。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即使劫取了丝绢，也只是将丝绸作为保值财富的手段，却不自己用来做衣服。这是因为在贸易畅通的时代，丝绸确实是贸易线上的重要交易品。
但随着战乱多发，高原部族们失去了贸易的对象。高寒地带的艰苦生活模式，又不允许他们以贵重而易损的丝绸作为主要衣料。因此宁可将丝绸存放于库中腐烂，也不会拿来自己使用，体现了战争对于贸易的中断性破坏。
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
过了波密川（帕米尔河），慧超来到了葱岭镇，也就是《大唐西域记》中的朅盘陀国，此地位于今天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也是当年玄奘取经时经过的故地，雄伟的石头城遗址就是当年这个王国的都城遗址。
至少从玄奘取经的年代起，这里就流传着”汉日天种“的传说：来自东国的公主前往波斯的联姻路上，和太阳神相恋而且生下了一个混血后代，后来的朅盘陀国人就是人神混血的后代。国人会将祖先的干尸保存在大山中的石室里，每年给祖先献上供奉、更衣祭拜。
去年10月作者摄于塔什库尔干自治县
塔里木盆地
穿越葱岭
慧超开始进入西域
下了帕米尔高原后，慧超先后经过了疏勒、龟兹和于阗等西域王国。皑皑雪山下的西域绿洲里，他看到了熟悉的唐军旗帜和驻节兵马。
在安西副都护”赵君“，也就是赵颐贞的指挥之下，安西四镇的唐军马鸣萧萧，旌旗猎猎，士马强盛，在盆地边缘行走的时候，慧超能不时碰到骑马披甲、巡逻捕贼的唐军骑兵。
安西都护府的辖区西接疏勒、东联阳关、北通突厥草原，是丝绸之路上的要冲，也是唐军南抗吐蕃、西拒突骑施乃至阿拉伯的基地。
慧超看到西域列国的居民大都吃葱、韭菜和各种肉食。为了抵御西域的风沙、日晒和夜间低温，他们的服装也层布重叠。
慧超在龟兹等地见识到大量小乘佛教寺庙
在文化方面，龟兹等本地王族在唐朝的保护下，仍在使用波斯风格的金狮子王冠。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宫廷礼仪，同时使用印度传来的婆罗米字母。慧超的这一记载，后来还被20世纪当地出土的婆罗米文书所证实。
在当地繁盛的市集上，慧超见到了熟悉的内地丝织品、纸张，以及极富异域风情的良马、安息香、和田玉、大秦珠宝、西域瓜果。歌姬曼妙的身姿、精致的面容、反弹琵琶的舞技，都令慧超眼花缭乱，仿佛西天乐土就浮现在眼前。
正是这些极具艺术天赋的西域民族，为中原贡献了龟兹乐、于阗乐等舞乐，还有于阗画派、佛教造像艺术以及绘画技巧。
西域的市场繁华让慧超印象深刻
从这里向东的粟特或波斯商人，在领取唐朝官方发布的通行证后，就会进一步前往内地贸易。找到同胞在内地的贸易据点和移民社区，闯荡出一番新天地。在当时唐人看来，波斯几乎就是富商、珍宝商人的代名词。很多成员在东方安享太平，基本上没有回到故土复国的志向。
由于是佛教僧侣，所以慧超特别注意留心所到之地的佛教发展情况。在疏勒，当地有佛寺百余座，僧人万人，奉行小城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善于背诵三藏等佛教经典。
在西域西南的于阗，慧超还找到了一座汉人主持的大乘寺庙龙兴寺，接受唐朝军人和移民的崇拜，龙兴寺寺主法海虽然是出生在西域的安西汉人，但多年之后，慧超回忆他的见识为人与学识谈吐，丝毫不输于中土的一流人物。
这说明在唐朝驻军和汉人移民的作用下，汉地的大乘佛教开始对西域反向传播，在龟兹同样有一座汉传佛教寺庙大云寺，来自长安的高僧乐善好施，讲说佛法。大云寺的僧人秀行、义超善于言说，善解藏律，其他僧人也是大有行业，甚有道心。
这里的僧人和西域本地的小乘佛教徒不同，也不会吃肉食和葱韭，而且他们都自京都长安而来，说明唐朝有心让高僧前往西域传教，以便西域在文化上也和中原保持一致，加强两地的联系。
龟兹地区的阿艾石窟壁画
由唐朝军民修建
由于同样是大乘佛教的信徒，而且能讲唐言，所以慧超和这些唐人住持的交往颇多，也受到了他们的额外照顾。所以慧超对这些汉人住持们着墨较多，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丝路上寺庙和丝路贸易的关系。
佛教不仅让国王和他信奉佛教的子民一同成为僧人与寺院的支持者，还能为身为最大赞助人的国王带来崇高的地位与福报。
佛寺同样也为国王及其子民带来实际利益：一连串的寺院就是促进贸易的基础建设，无论佛教在何处蓬勃发展，商人都是寺院最重要的赞助人；对应的，基于宗教神圣性，商人也不敢亏钱佛祖和菩萨的钱，因此丝路上的寺庙还充当了典当行、放贷者寄存处，和商业贸易互相辅助。
在满是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寺院也是一座座医学宝库，按照印度的传统，僧人们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他们会时常照顾着国王与普通老百姓的健康。一般来说，丝路上的寺庙会额外照顾本宗的信徒，所以慧超在这里受到了远比拜火教、小乘佛教寺庙规格高的接待。
一路上宗教的分布情况，总体来看是中印度和东印度地区佛教正在衰败，印度教和外道盛行；佛教在西印度和北印度等地依旧十分昌盛，而且在伊斯兰教的战争威胁之下，佛教正在沿着丝路向东继续传播，在东亚大陆广有信众。汉传佛教的寺庙和来自中原的住持们，都让慧超意识到汉地已经在不远的前方。
于阗文医疗符咒《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上的兽头女妖，体现了古印度医学的影响，根据符文，梦见这些女神会导致小孩生病，但是祭拜她们则会带来好运。制作者先用汉语写符文，再用于阗文注释，这几张符纸张厚实，做工精美，鬼神肌肉线条生动细腻，色彩鲜艳，有利于病患随身佩戴。
写到这里，慧超为他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从此以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
落款的日期是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这一年，唐朝正在青海与瓜州和吐蕃激战。为了杜绝皇室子孙深度介入政治，重现自己和唐太宗以武力发动政变的行为，玄宗下令修建十王宅，由宫中宦官密切照料王子们的生活起居。
千年余音
慧超在唐朝期间
专门整理出自己的游记
此时正是公元727年底，在通过河西走廊回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门下受业，并在长安长年从事译经的工作。
在未来的5-6年中，他整理出自己的传奇游记。慧超将游学途中的所见所闻都整理成精彩的《往五天竺国传》，将盛世掠影封存在一笔笔精炼的文字当中。
慧超和尚的旅行路线图
在慧超东归20余年后，随着怛罗斯之战的战败和安史之乱开始，他所领略过的人间胜景大都被震天动地的战鼓声惊破。开元天宝的传奇诗篇大都随风逝去。
等到叛乱平息，唐朝开始变得越发内向。中亚的文化版图和种族分布也在发生永远的变化。那些由慧超所见证的巨变，甚至持续至今。
到公元780-783年之间，见证过无数潮起潮落的慧超，自己也在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圆寂。
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
1905年伯希和在敦煌残卷中发现了这部失传已久的游记
一段尘封的故事才得以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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