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康乾盛世”。这种观点在史学界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大多数人持此观点。
但在同一时代，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相继发生，牛顿已经写出了成名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工业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
再看清朝，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仍在大搞愚民政策，严格控制文学作品，大兴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
康熙时期发生了两起较大的文字狱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于庄廷珑。庄廷珑想写一部《明史》留名于世，于是就买来同乡朱国祯的手稿《列朝诸臣传》，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补写了崇祯朝的事迹，就刻印发行了。
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看到此书后，到庄家中敲诈不成，便向将军松魁告发。凡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明史》案冤死者七十余人，死者妻子大都发配边疆。
《南山集》案起于戴名世。戴名世收集明朝史迹，编写了一部《南山集》，有许多人作序，捐资刊印，刻版寄藏于方苞家中。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私刻文集，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戴名世被凌迟处死，族皆弃市，凡作序捐资者一律绞死。
整个案件牵连人数多达几百，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余人。后来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是清初著名的道学先生，地方官多次举他为官，他始终不肯出山。后来削发为僧，死于康熙二十二年。
吕留良的著作中，下笔行文毫无顾忌，尤其对康熙时政指斥颇多。吕留良死后，曾静派弟子张熙到吕留良家中求吕氏遗书，后因二人意图谋反，被雍正抓获。雍正传命浙江总督，查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家藏书籍，连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师审讯。
后来吕、严亲族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发往东北边疆为奴。但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故逃脱，据说后来要了雍正的命。
乾隆时期也有许多文字狱，比较有名的是胡中藻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为内阁学士，作了一本《坚磨生诗集》，极力颂扬鄂尔泰，攻击张廷玉。
乾隆从胡中藻诗中摘出许多句子，进行曲解。例如，“一把心肠论浊清”一句，说作者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
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时所出试题，内有“乾三爻不像龙说”，说：“乾隆及朕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这显然是有意诋毁于朕。”
结果胡中藻被抄家，判为凌迟，后改为弃市。鄂昌赐死，连鄂尔泰的灵牌也撤出了贤良祠。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
乾隆大怒，下旨彻查，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
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严酷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们时常感到朝不保夕。为了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纷纷钻入故纸堆,以寄托情感。
这就进一步导致，康乾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缓慢，清朝跟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1840年一声炮响，才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