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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相国》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事，主人公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康熙皇帝对陈廷敬的评价是： 卿为耆旧，可称全人。 恪慎清勤，始终一节。这是陈廷敬的基本性格。但是，古代官场是复杂的，如果完全如康熙评价的这样，陈廷敬只怕在官场待不下去，不可能为官五十多年老死相位。这中间有文章。历史风尘会掩埋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事， 我想让后人记住陈廷敬。
我写陈廷敬虽因偶然机缘，可一旦接近这位古人，我就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作家们过去写历史人物，多习惯写轰轰烈烈的英雄，这似乎成了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历史观。但平治之世， 更需要像陈廷敬这种务实低调的循吏良臣。轰轰烈烈的英雄们其功在于摧枯拉朽，而在更多庸常的岁月里需要大量陈廷敬这样的官员。如果非要说现实意义的话，此即是吧。
康熙朝名臣辈出，陈廷敬不是太有名气。陈廷敬被历史遗忘，同他当年能平稳致仕有极大关系。也可以说同他做人做官的方式有关。同朝的很多名臣重臣如明珠、索额图、李光地等等，留下许多故事。比如李光地，当时就很有名气。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时，李光地正好跟同科进士陈梦雷在福建老家，成了事实上的附逆之人。他俩怕朝廷平复叛乱之后获罪，商量着悄悄上书朝廷，报告耿精忠造反情状。密信是用蜡丸子封好送到京城去的，历史上叫这事为“上蜡丸书”。但是，李光地是个不厚道的人，他同陈梦雷两人商量好的，由李光地回去秘密起草，以两人的名义上书。李光地不够朋友，密信上只落了自己的名字。因此，“三藩之乱”平息后，陈梦雷被治了罪。这个故事被同时代很多人的笔记记载，李光地自然就被后人记住了。光靠史书上干巴巴的文字，很难让后人记起。李光地身上有很多故事，都引人注意。
康熙朝许多名臣，比如熊赐履、于成龙、张鹏翮、张伯行、徐乾学、高士奇、汤斌等，都因罪因过受到处置，最轻的就是放还田园。观康熙一朝历史，极少像陈廷敬这样从未被治过罪的官员。陈廷敬能让后人记起的事好像只有他主编过《康熙字典》，他的平生功业得从大量故纸堆里去寻找。
严肃的历史小说创作，必须尊重历史。完全罔顾史实的写作，我不赞同。当然，写历史小说并不是事事有出处，事事有考据。历史小说同史书是有区别的。 我说的尊重历史，就是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认识要符合史实，对其所处的时代要有研究，写出来的故事、人物行为方式、生活场景等等，都应有历史现场感。这些是创作历史小说起码的要求。启功先生说清朝的男人蓄辫子其实是只留头顶一个盖子，四周都要剃得光光的。只有人到死的时候，才把后脑勺的头发留着，为的是讨个吉利话，叫留后。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清朝男人的发型，都是留后的。启功先生说，看这种电视剧就像看着一帮死人跑来跑去。这是不懂历史细节。
我曾用四句话概括陈廷敬：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 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中国百姓有着很重的清官情结，但自古以来很多清官却又是酷吏，海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甚至要皇帝恢复剥皮酷刑。历史上很多清官往往以道德高尚自诩，总以为自己无私无畏干的都是好事，免不了逞一己之意气。陈廷敬是清官，却并不酷。
陈廷敬是清官、能官、好官、德官，但这四者没法分个先后顺序，缺一都不是官员应有的品格。比如说能力，如果一个官员很清廉，品行也好，但他是个庸才，什么事都做不了，或者尽做傻事，或者一片好心却尽办坏事，这样的官员有什么用呢？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有些官员能力很强，确实也干了很多实事，有政绩摆在那里，但他就是很贪婪，这样的官员更不是老百姓需要的。
晚清时左宗棠有句名言：“廉仅士之一节耳，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左宗棠这几句话，并不是说廉洁可有可无，而是说为官仅有廉洁是不够的。但是，有人对这话做片面理解，认为官员在清贪之间模模糊糊无所谓。不过，帝制时代政治环境复杂，皇帝取人用人并不全依法度。左宗棠还说过：“最怕世人许我以清廉之名。”不是说左宗棠就不清廉，而是说在当时清名太盛会成为众矢之的。
——本文选自王跃文随笔集《喊山应》
作 家 介 绍
王跃文，当代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大清相国》《苍黄》《朝夕之间》《亡魂鸟》《爱历元年》及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杂文集《幽默的代价》《喊山应》等。
曾获鲁迅文学奖、湖南省文化创新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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