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传教士东来，把中国的文化又一次带到欧洲，对欧洲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下面从思想教育、文献、艺术和社会生活方面看一看这一时期即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作用。
教育方面：中学西渐与儒家教育流传西方
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西传。中国要“借远西为郯子”，而18世纪的西方，特别是启蒙运动与其自然神论的思想，也是以中国为郯子的。
在中学西渐中，很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为中国儒家思想向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通过这些著作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图影。传教士们不仅系统表达了东西方政权在权利及高贵上的某种相似之处，还描述了中国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并对它进行了考察。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开始效仿。此外，传教士们还介绍了中国对公德的极度重视，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是不教“纯粹的”科学的，而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的道德不仅超过了科学，而且也优于宗教信仰。但是，传教士们所描绘的中国儒学教育的背景，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实际上没能深入到中国各种思潮中去，他们提供的画面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而且其论述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传教士们对中国儒学教育的介绍仍然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向西方提供了大量真正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发生“信仰危机”的欧洲人看到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存在。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从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比较大的影响。西方的启蒙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古代儒家文明为其思想前提的。如启蒙思潮中的泰斗伏尔泰，他的政治理想是清除现存的“神示宗教”，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在伏尔泰心中，中国儒教就是这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他推崇孔子，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此外，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楷模。
总之，中国儒家文化教育被传教士们介绍到西方后，在西方整个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致于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文献方面：中国文献西传
新航路开辟后，最早开始搜集中国文献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嘉靖十八年（1539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写成《亚洲史》1——3卷，较早的把中国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简称《大中华帝国史》，该书是新航路开辟之初欧洲人专论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籍。上述活动，反映了16世纪中国文献向欧洲传播和欧洲人搜集利用中国文献的情况，这只是新航路开辟之初中国与欧洲文献传播交流活动的开端。
进入17、18世纪，中国文献大量传入欧洲，出现了中国文献的第一次输出高潮。首先，耶稣会士来华之初携带了不少西学书籍，他们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时也把许多中国书籍带回欧洲。顺治八年（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花了8年时间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和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资料带回欧洲，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代巨著《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其次，翻译的中国文献有不少，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文献西传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儒学文献和历史文献数量很大。耶稣会士把这两类文献看作是中国文献核心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征的文献而向欧洲介绍的。此外，还有一些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如《利玛窦日记》，它对研究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入华传教史都有重要价值。17、18世纪是中国文献在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大交流，它客观上使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其思想启蒙运动给予了深刻影响。这时期传入欧洲的中国文献无论在数量上、内容上、规模上都是空前的，不仅增加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容，而且更有近代意义上的传播性质，标志着中西情报交流活动的诞生。
艺术方面：景德镇陶瓷对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
东方艺术具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者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虚幻的方式来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强调通过自然完善来表达到美的境界。后者注重直观的感觉，要求艺术反映的内心世界，审美观建立在直觉上。东方的绘画艺术重视写意，西方绘画艺术强调写实。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陶瓷工艺品主要通过伊斯兰国家传入，对西方艺术发展只能间接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与欧洲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因此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陶瓷工艺美术逐渐打开市场，在法、德、英国家的上流社会受到赞赏和重视。中国陶瓷的代表景德镇陶瓷工艺细腻、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欧洲的艺术家深受其艺术陶冶。
路易·迪厄多内·波旁
随着中国陶瓷、纺织品、家俱深入欧洲社会的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审美情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西方室内设计、家俱、陶瓷、丝绸和园林设计中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风格是指西方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文物上寻求启迪和表现泉的艺术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后来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工匠开始自由仿效从中国进口的陶瓷的刺绣品、橱柜的装饰式样，最早出现具有中国内室内设计见诸路易•勒佛在凡尔赛为路易十四用瓷砖砌成的托利安宫。这种中国风格的狂热蔓延，在德国没有哪一个宫院建成时没有中国风格的房间。中国风格大多与巴罗克和可可式融合在一起，其特点是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爱用蓝白色对比，不对称，不用传统透视画法，大面积的贴金涂漆。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图案精美，色彩丰富，有一种超然物外，飘逸脱俗的美感，由实用价值向艺术价值转化，使艺术摆脱了受真实世界形体的束缚，进入梦幻式的线条和色彩的境界。当中国陶瓷，特别是景德镇陶瓷风行欧洲之日，也正是洛可可艺术勃兴之时，意匠自然、飘逸、潇洒，是法国传统艺术充分咀嚼中国艺术精髓并加以消化吸收的产物。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质地坚硬、青白雅致、细润光滑,形体规整、转折明确、细部处理清楚，具有明快、秀丽、严谨、精巧、光挺的艺术风格，这给沉闷的欧洲艺术带来了一阵清凉的东风。
生活方面：中国茶文化在欧洲
茶，最初是由16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的。大约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人从中国运去的第一批茶叶到达了欧洲。从此，中国的茶叶文化开始影响欧洲。
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的是荷兰的社会生活。茶叶传入荷兰之初，价格是很贵的，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能力享用，是上流社会的时髦饮料，且茶叶与药品一同销售。在明清时期，荷兰在世界茶叶贸易中长期占重要位置，在很长的时间里，荷兰是欧洲最重要的茶叶转运国，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古老的茶叶市场，以公开拍卖茶叶著名。
继荷兰之后，受中国茶文化影响久远、 深刻、 广泛的是英国。在17世纪30年代，中国茶叶和饮茶习尚曾从荷兰传入了法、 德、 意、 英等国，但没有战胜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和得德国的啤酒，却战胜了传入英国的咖啡和可可，促使英国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中国饮茶习尚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深刻则表现在饮茶成为英国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时期）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嫁给查尔斯二世时，把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传入了英国王室，此外，早在18世纪，茶会还成为了人们交往或招待友人的聚会，这也是饮茶传入英国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中国茶文化
从上述可知，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技和精神文化传入了中国，对中国影响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一定影响。中国文化通过中西贸易和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曾风靡欧洲很长的一段时期，但对欧洲社会生活影响最广泛、 最深刻和最久长的还是中国的饮茶习尚，因而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 “中国热”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