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平定西北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军队是由绿营兵、八旗兵、外藩蒙古兵、土司兵四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来自陕、甘、四川的绿营兵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是平定罗卜丹津之乱的主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通过年羹尧的满文密折就可以知道，详细记录年羹尧军队结构、人数的奏折有两份。
第一份满文密折写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九月十八日，题为《奏报罗卜藏丹津渡黄河折》，这是年羹尧刚到西北筹边，加强防御时开列的准备兵员的数目。
在这份奏议里，年羹尧调川陕总督督标1300人，固原提督标兵1000人，西宁总兵麾下标兵2500人、土司杨汝松之兵2000人、四川提督标兵和松潘总兵官标兵2000人。共计兵丁8800人，其中绿营兵就高达6800人，占全军总数的77%，剩下的全是土司兵，根本就没有八旗军和蒙古军。
第二份满文密折写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十四日，题为《奏闻剿贼诸事折》，奏折内讲明年羹尧此时已经在西宁城击退了罗卜藏丹津数次进攻，击败了西宁的各路叛番，西宁的防御万无一失后，准备厚重兵力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路围攻彻底剿灭罗卜藏丹津。
西宁、松潘两路兵力构成为：西宁总兵官标下兵丁2000人、西宁满洲兵为500人、川陕总督标下兵丁2100人、固原兵丁1000人、宁夏兵丁1500人、督标下兵丁子弟200人、宁夏送马匹之兵丁223人，四川提督岳钟琪所率绿营和土司兵合计6000人。西宁、松潘一路总兵力为13523人。其中土司兵2000、绿营兵500把守西宁各边口，此路实际参与围剿兵力为11023人。由数据可知西宁一路有绿营兵7023人，去掉留下驻防的500绿营兵，参与进攻的绿营兵为6523人，满八旗兵则只有500人，西宁一路绿营兵占比高达92.8%。而岳钟琪的四川一路由绿营兵、土司兵共同组成，兵力结构不详。
甘州一路兵力构成为：兰州兵1000人、大同兵1000人、土默特和鄂尔多斯部蒙古兵丁1000人、榆林总兵官李尧领其标下兵丁及后来增兵共计1000人，甘州一路共出兵4000人，绿营兵3000人。绿营兵占75%。
布隆吉尔一路兵力构成为：布隆吉尔出兵1000人、吐鲁番出兵2000人、巴尔库尔出兵2000人，总共5000人，除布隆吉尔驻防1000人外，实际参与进攻4000人，这一路是满八旗、蒙古八旗、绿营兵组合的混编部队，兵力结构不详。
由此可知四路出兵的共19023人，光是西宁、甘州两路就有绿营兵9523人，如果再加上松潘、布隆吉尔两路的绿营兵，保守估计绿营兵占比一半以上总是有的。所以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兵力主要为绿营兵，在实际作战的中也是陕甘、四川绿营兵参与度最高，出力最大。
年羹尧
而在这场战争中不调集大量满八旗兵参与，这很明显就是年羹尧的意思，像从西藏撤回的京师八旗兵138名，就被年羹尧以“出来日久，马匹、军械缺乏”，打发回了京师。而在总攻时调用的500名西安的满八旗兵也是在清世宗要求下，年羹尧才让他们加入攻击队伍的。
原因无非就是两点：一、陕西、甘肃、四川的绿营兵居各省绿营兵之冠，康熙帝曾谓陕甘绿营兵“天下绿旗兵，无如陕西强壮”，镇压罗卜藏丹津够用了，再大量调动八旗兵，尤其是京师八旗兵显然是没必要的，颇有小题大做之嫌。二、八旗兵的饷银及月粮的额度，都是要远远高于绿营兵的，一个八旗兵的费用可以养三个绿营兵，一旦调用八旗军，朝廷和军中的负担势必成倍上升，耗费更多的钱粮。事实上，年羹尧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粮饷问题才尽量少调用八旗兵的。也怕所谓“臣之所以不请调京城满兵者，路途遥远，所费钱粮太多”。
综上所述，年羹尧镇压罗卜藏丹津之乱的主要力量是陕西、甘肃、四川的绿营兵，八旗兵几乎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