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物，早年间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时，便给自己取号为长素，意思是超越有“素王”之称的孔夫子，这也是康有为被称为“康圣人”的缘始。既然自居为圣人，康有为自然有其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而这套结合儒家思想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大杂烩”，便成为康有为鼓吹“变法图强”的理论渊源。
康有为自诩为圣人，屡有惊世骇俗的言论
同样，作为“圣人”，康有为极度自信，有为实现其抱负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据弟子梁启超讲：“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南海康先生传》）。
这种极度的自信自负，再加上远大不切实际的抱负，使得康有为做过很过荒谬大胆的举动，其中鼓吹“中日英美合邦”，便是最为人诟病的一例。
康有为粗通西学，在惊讶于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脱胎换骨般变化时，同时也对沉疴多年的中国忧心忡忡，为保国保种计，康有为大声疾呼仿效日本以“变法图强”，使得中国摆脱落后保守的面貌。然而康有为深知，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党势大难消的情况下，欲求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唯有诉诸于非常手段。这非常手段便是挟洋自重，在中国推行“中日美英合邦”方案。
康有为“四国合邦”的构想源自李提摩太
康有为“中日美英合邦”的构想缘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思想灌输，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清廷聘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赋予其参与掌握中国变法进度的实权，用日本经验来指导中国变法。
康有为对李氏的建议大感兴趣，同时考虑到英日时为盟国，美国势力强盛，若联合美日英三国搞一个“四国合邦”，对内由大国领导中国变法，对外则可以保障中国不受沙俄等国威胁，对中国来讲不啻为一条快速改变现状的“捷径”。
戊戌年（1899年）七月二十四，康有为借刑部主事洪汝冲之口，向光绪帝正式提出“中日联邦”的建议。洪汝冲在奏折中称：“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
伊藤博文曾深度介入“中日联邦”构想
同年八月初五，就在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后不久，康有为授意御史杨深秀奏事，正式提出“中日联邦”的扩大版“中日美英合邦”计划。
杨深秀在奏折中称：“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正当光绪帝对杨深秀的建议未置可否之际，康有为又授意信徒、御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
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上书，提倡合邦
宋伯鲁在奏折中称：“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
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至此，康有为的“中日美英合邦”计划完全成型，简单而言即由中日英美四国合为“一邦”，并从四国中选出百余名官员组成“联邦”政府，由新政府管理四国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一切大权，而中国则可以在“联邦”中求得外部的安定与内部的改革动力，由此推动“变法”的顺利进行。
慈禧临朝听政，导致“合邦”计划夭折
然而正当“康圣人”为自己的“四国合邦”计划积极奔走之际，保守派官员早已集合在慈禧太后身边准备反扑。就在宋伯鲁正式提出“四国合邦”计划的同一天，戊戌年八月初六，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并宣布重新“临朝听政”。至此，戊戌变法运动仅进行百余日便宣告夭折，而“四国合邦”计划自然也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