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通事人等私入番地，勾结番族，透露内地消息或者是指示内地道路，合伙借以诓骗财产牲畜，导致贼番肆虐。
其次是奸商私贩盛行。奸商私贩夹带违禁器物前往蒙古游牧贸易，对边陲稳定大有危害。又奸商私贩贪图重利，私买茶叶火药，剥削民众，导致民众苦累。
此后清政府重新划定蒙古地界，将蒙古划为二十九旗。又依照内蒙古札萨克制度，将原各部首领设为札萨克，札萨克下设佐领、管旗章京等官职，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受清政府设立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
这就导致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形成蒙古积贫积弱的局面，没有能力购买粮茶，食不果腹，蒙古族人口锐减。在蒙藏纠纷之间，蒙古族一直处于势弱的一方。清政府在青海地区一直实施蒙藏分治，河北地区，水草肥美，由蒙古部落占据，藏族则是占据河南地区。
虽然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极力遏制藏族部落的抢掠活动，以及奸商私贩的问题，但是收效甚微，致使青海蒙藏民族社会局面混乱，还一度影响到了青海周边地区。
为了尽快稳定青海地区的乱局，打击奸商私贩，清政府派遣官员前往西宁管理青海蒙藏民族，制定政策管理青海的民族贸易，以及对蒙藏民族实施经济管控。
青海的循化、贵德两地靠近“野番”，清政府又担心奸商偷运粮茶、军火接济“贼番”，所以派遣贵德营兵二百名，民兵二百名，循化营兵三百六十名，分立卡隘，严密巡防，减少了河州在循化迤东的“野番”骚扰闹事的情况。
清政府还在山辟小路、贸易往来通道以及“野番”出没要路，安设卡隘，驻兵防守。这样遍设防兵卡隘，既可以防堵“野番”，又可以防止内地奸商私贩茶叶、火药、军器、粮食等。
然而如果将羊客禁绝，禁止商民前往蒙古贸易，又担心蒙古生产生活日益艰难。因此“那彦成等奏请定商民与蒙古贸易章程”，于是清政府“严厉章程，明定地界，自应如此覆实办理，嗣后无论何州县羊客，与河北蒙古及河南蒙古番子交易，即以现定地界为限，不许径赴蒙番游牧处所收买。”
雍正乾隆时期，发给商民照票，即可外出贸易，到了道光时期，则是需要分别发给大票、小票，逐一注明，严定期限，由西宁府知会各提镇，告知守卡弁兵，据实查验。
清政府随后又规定蒙古羊只，每年定以四月至九月，按照指定处所售卖，贸易结束后不准逗留，以免出现弊端，杜绝奸商私贩，商民前往河南番族出售羊只，循、贵两厅的官员，在贸易的时候，依照给票之例办理。
此前蒙古请票易粮期限一年销票，每张票可以易粮多次，所以蒙古将票张卖给“野番”，私相接济。蒙古买茶，清政府也是漫无稽查，又不予以限制，蒙古就会多买粮茶，接济“野番”。
基于上述这种情况，清政府制定了新的章程，清政府制定了新的蒙番易换粮茶章程，规定，蒙番易换粮茶需要请票易换，每年只准用票一次，请票易换粮食的时候，需要注明粮食数量、人口数量及牲口数目，并且官员还需要问清路途远近，规定期限，在卡伦处呈缴办理，该处兵弁需要在当日禀明缴销，以杜绝“野番”偷买的弊端，所以易换粮茶的票只能用一次。
藏族易换粮茶章程依蒙古例。蒙藏民族对于粮食的需求很大，加强对蒙藏民族易换粮茶的控制，间接地也加强了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
同时，减少了奸商私贩偷卖粮茶，整顿和规范了青海的民族贸易。纵观清代青海地区的民族贸易，与清政府在青海的管理分不开，从顺治到道光时期，青海的民族贸易都是在政府官员监视下展开的，对茶叶、粮食、马匹、军器等重要商品的管控一直十分严格。
清初由于清廷与青海属于藩属的关系，所以清廷与青海的贸易更多的是朝贡贸易，双方贸易处在不对等的关系中，清政府对民族贸易的管理更为严格。
雍正三年（1725年），自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青海被纳入到了清朝统治范围之内，成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青海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为了安抚当地的各少数民族，清政府适当地放宽了青海的民族贸易。
民族贸易相对于清初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自雍正至道光时期，清政府在青海民族贸易中还是充当了管理者和调节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