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12年的战役，历史有很多恢宏的记载。
既有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也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当凯旋和征服都已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还有一位英雄的名字多米尼克让拉雷（Dominique-Jean Larrey）不应当被人们所淡忘。
飞行救护车、低温疗法和分诊等任何一样医疗创新，不仅写在了医学教材里，而且应当写在管理创新的典型范例中。
在拉雷时代之前，是人性缺失的年代，士兵打仗受伤是不会马上被救治的。
一旦伤兵失去了战斗力，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后续生死。
真是名副其实的工具人！
野战医院在后方约5公里的地方，伤员一般要在野地里躺个三天后，才会医生来收纳他们，这种拖延往往意味着死亡。
对此，拉雷提出了飞行救护车的概念。车辆轻，且铺有缓冲软垫，还有充足的供给，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军需官，一名鼓手，24名步兵。向伤员24小时或36小时内提供外科手术，又能相对舒适地撤离伤亡人员。
为了表示人道主义，他甚至为敌我双方都演示了这个系统。（若是现在，他一定又会被某些网友讽刺为圣母白莲花）。
这可以说是现代红十字会的原型。
他维护伤员的尊严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1815年滑铁卢战役时，威灵顿公爵为表敬意，允许拉雷先带着伤员撤离后再继续打仗。
他在有生之年一直沿用着这套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管理稀缺的医疗资源。
冻伤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伤害，历来被形容为军队最强大的敌人之一。
直到19世纪，拉雷对士兵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后，事情才开始发生转变。
拉雷发现零下15度的大雪中坚守岗位的士兵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当温度上升到18度到20度之后，士兵们开始抱怨疼痛的刺痛感以及麻木和僵硬的感觉。
拉雷发现那些有机会在火旁取暖的士兵受到的影响最大，所以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并不是寒冷本身而是温度的剧烈变化是士兵容易发生坏疽的主要原因。
所以拉雷建议他的同事们反复用雪以及白兰地、葡萄酒来擦拭患处。
他的发现为100多年之后治疗性低温的作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拉雷时代之前，外科医生根据军衔大小来依次治疗伤员： 上等军官首先治疗，接着是士兵，俘虏最后。
拉雷却认为，"那些受到重伤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照顾。“
他知道，那些受重伤的人如果在受伤后的第一个小时内接受手术，将有很大的生存机会。
他治疗时完全不考虑等级和敌我，只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评判治疗的顺序。
这种系统的评估方法，在今天被称为分诊。
它极大地提高了诊治的效率，也提高了伤员的存活率，是一种确保资源分配合理和公正的方式。
管理就是专门负责赋予资源以生产力的一种方式，也是负责有组织地提高效率的方式，体现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所以它是不可或缺的。
拉雷的创新式做法能够给我们今天的管理，仍然提供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名管理者，无论负责管理什么方面，他的能力、操守和绩效对于任何组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拉雷用实践成功地证明拿破仑的首席外科医生这一称号并非浪得虚名，而一个管理者的能力和技能对整个组织利害攸关。
